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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北明
提起我家住过的胡同、小院，虽说是比不了曾居住过无数名门望族的史家胡同，铁狮子胡同，新鲜胡同等，但要比起其他那些胡同所蕴含的，咱那老北京的韵味，甭等我吹，那无数的文化人，拍电影的，拍电视的，都绝对会手伸大姆哥。不信那您瞧，这一说要拍咱老北京的故事，他们一准儿会首选我们家后门为外景地。你要问我们家住哪？告诉列位：我们家就住什刹海，银锭桥南，海朝庵一号。
从五十年代我们一家就住在后院北房，出我们院后门六七米，就是什刹海湖滨，不过用咱老北京话说，那叫河沿。站在这儿您往北瞧，那近处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年老号——烤肉季，您再抬头远看，那可就是如今咱京城难得的遗迹钟鼓楼了。这更不说您往北一拐，可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了。
从五四年到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在此居住了六七年。我从小学到初中，尽管我平日上学住校，但每年的寒暑假中，那老北京四合院的平民生活，都给我留下了最美好，最温馨的记忆。
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分前后两院，前后院中有个圆圆的月亮门。前院大，却只有东房和西房，再就是通海朝庵胡同的正门。后院小些，有北房和东房，后门直通河沿。我们家住北房三间，西耳房住着胡奶奶一家老两口。胡爷爷在交道口电影院一带打更，白天在家睡觉。因此这后院总是非常的安静、平和。东耳房住着电工李大叔一家三口，李叔、李妈、和李家大姐。东屋住着一家上海人，先生是电车公司的工程师，太太是家庭妇女，照看着一对儿子，大孩子叫德慈是小学生，小的叫毛毛在家玩耍。
给我留下很深记忆的是后院的几棵树。西侧长着一棵大枣树，院中一棵海棠，前后院月亮门东侧是一棵硕大的绒花树，因此我们后院除了冬季总是生活在树荫中。春天是海棠花似锦，接着那一树的绒花就开了，那粉红色的绒花每天早上开，晚上闭合，非常的美丽。从每年初夏开始，那似乎看不见的枣花，总是以那淡淡的幽香馨人心肺。到了暑假后期，那一树的海棠和红枣便是全院孩子们的美味了。
说起这后院的四户人家，也各有特色。西耳房的胡家，那是绝对的老北京派头，老两口那一口标准的京腔，并很重礼数。胡爷爷出门走过我家廊子，必会颌首跟我姥姥打招呼，对院中的孩子们也是十分的亲切，一派长者风度。胡奶奶似乎終日爱坐在自家门前的竹凳上，衲鞋底儿补衣裳。她老人家那一身素色的半旧衣衫却总是格外的洁净合体。显然在着身前是精心烫熨过的。
而东屋上海的吴先生，留给我们的印象则是终日忙于工作，很少谋面、闲话。可他家吴太太每天精心烹制的上海小菜，留给我的记忆到是颇深。那时每到夏日黄昏，各家都习惯在院中晚餐，那黄昏时节各家飘出的大都是炸酱面、打卤面、烙韭菜合子的味道。可人家吴太太精心制作的上海本帮菜的香味，是必独领风骚了。当大家都一手端碗炸酱面，一手来条黄瓜啃着吃时，您瞧人家吴太太，却要把每条黄瓜都去皮、去瓤、切成小段，中间再填上肉馅，在饼铛上一一煎过，再浇上卤汁来吃。而那削下来的黄瓜皮还要用各种作料加工成小凉菜。这真是给全院那粗犷式的北方生活，独增了一道风景线。吴太太烹饪时飘出的那绝妙的香味，的确令我至今难忘。
说起东耳房电工李大叔一家，就更有特色了。东北人，热情、好客。他家愣在咱北京的正屋里盘了一台东北的大炕，这炕是占了多半间屋，街坊来了均请脱鞋上炕。院里的、胡同里的大爷、大叔、大妈、大婶们常聚在他家炕上打扑克。这李大妈也总是热情的茶水招待，有时也常拿出瓜子给孩子们分分。谁家大人出门有事，孩子往李大妈家一放，尽管放心。
而我们家，那是父母一早就去上班了，家里的六个孩子都住学校、托儿所，只有周日和寒暑假才在小院度过。因此这小院留给我的记忆都是寒暑假的日子，每年这时，我们四个上学的孩子，要在家自己做饭过日子。父母临出门时，一般会给我们兄妹留下一块钱，做伙食费零用。我们会用这一块钱买菜、买肉，隔几天还能看场学生场电影，去游泳场游次泳那是足够的。在那夏日的小院，绿叶浓荫下，总是那么的宁静，大人是决不许孩子们大呼小叫的。因为晚上打更的胡爷爷在白天要睡觉。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那催人欲困的蝉声，和不时从胡同中飘来的悠扬动听的叫卖声。那叫卖声真是很好听的，我想决不会吵了胡爷爷的觉。因为在那年月决不会有如今这楼下收废品的人那样，用大喇叭高声吼叫：“收彩电！收冰箱！”那时一会儿有老太太用那悠扬、凄婉的音调唱出：“有——破烂儿——我买”一会儿又有那低沉苍老的男低音，在一句一句叫出：“芸豆——芸豆饼”。就算是大老爷们收废品，也会给你一种文明的派头。我见过他们总是身着一身大褂，或背一包袱皮，或挑一副十分干净的竹筐，用仅有一块银圆大小的鼓，一下一下的敲，决无浮燥之举。
现在的胡同中已经没有当初的叫卖声了，我们也不用再为补觉的胡爷爷不敢大声说话了，但是当初那种美好的记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怀念了就翻出来回味一下，很快乐、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