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部分在线阅读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 》(部分在线阅读)

 献给这片孕育了中华古老文明的漫漫热土            献给所有希望安居乐业的人

 作者：华新民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作者简介：

华新民，散文作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十余年来致力于古都北京建筑文化遗产和整体人文环境的保护。

　2002年，被三联生活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2008年，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

作者博客：网 易    新 浪    搜 狐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融入了作者全部感情的书，笔尖流淌出太多对古都的眷恋，描绘出太多胡同的美。她用整颗心爱着老北京和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北京人，也用尽全力抨击那些破坏胡同及伤害老宅主人的行为。

这是一本会让人唏嘘不已的书，有那么多曾经美丽的胡同和四合院，如今早已成了废墟，早已被高楼淹没不知去向，只留在书中那一张张的照片中；同时留下的还有它们被破坏时的惨象，前后对比，令人震撼不已。

这也是一本普及历史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书，它颠覆了当今人们对中国城市土地权属的认知，向所有祖宅业主和商品房业主提供了维护其财产权利的依据。

目录：

序　一

序　二

第一章 留住北京之魂

1  心在滴血——悼念孟端胡同45号院

2 北京三条胡同的消亡

3 永别了，美术馆后街22号院

4 法国诗人和北京老城

5 老房子里深藏的伟人故事

6 今天欧洲七百座城市没有车 ——从欧洲的”无车日”说到北京曹雪芹故居

7  一封公开信 ——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叶嘉莹教授

8 “迁建”的神话  ——关于霞公府街13号等

9         请留下最后的老北京

10     拆房者宣战（译文）

第二章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

1  初访劈柴胡同

2  重返劈柴胡同

3  史家胡同

4  香椿叶

5  最后的蜡烛

6  小珠帘胡同25号又复活了

7  李大爷的家——学院胡同10号院

8  房主人不得入内

9  寻找傅奶奶

10  一座未来的鬼宅

11  寻找房子下面丢失的土地

12  把家还给老北京人——致几位高校学生的信

第三章  以法律为武器

写在前面的话

01  房子下面的土地是谁的?

02  论“经租房”

03  城市祖宅的权利

04  找准“孤岛”事件的病根

05  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可以休矣

06  对城市公民土地产权与现行土地储备制度的思考

07  北京四合院的买卖里有陷阱

08  对物权法草案的几点意见

——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09  先有地还是先有房？

10  地籍图的秘密

第四章 自滚滚硝烟中发出的呼救

——呼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的部分信件

01  抢救曹雪芹故居

02  傍晚发出的一封急件

03  挽留南小街

04  希望叫停打造精品胡同

05  发给建设部的信

尾声

怒对古都破坏者（代后记）

附录：

城市祖传私宅土地产权脉络（1949年至今）

有关房地产权的法律文件

媒体对华新民的部分报道和专访

 

 

我1954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8号院里。我可能是当时三千二百条胡同里唯一的一个蓝眼睛的“洋娃娃”了。我在好奇的目光下长大,经常在街头被称为“外国人”。

但我并不是外国人,这不单是因为我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更因为盛过我的那支摇篮,就放在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古都的土地上。当我的母亲把我搁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当院子里粉色的芙蓉掉到我脸上时,便传来了几百种声音,有蚯蚓一类的蠕动,有墙外的像唱歌一样的叫卖,有房上一个石头小人嘴里的嗫嚅。

还因为,在我会站起来自己打开门的时候,便天天端着一个板凳坐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听会了北京胡同的语言,那是最清脆和最诙谐的一种语言,听着和说着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所以,外貌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我家的小院子,是我这只小板凳,是我后来就学的史家胡同小学。所以我不单是中国人、是北京人,而且是胡同人,并因此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我的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来自我的祖父华南圭,他在一百年前到巴黎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益工程大学的第一个官派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和新中国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等职。数年后，我的父亲华揽洪也同样自法国留学归来，曾担任新中国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祖父和父亲都先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建设事业。

 这是非常凑巧的,我的家人曾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沤心沥血,而我在十年以来所致力的正是反对这“现代化”三个字。但我所反对的,是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伪现代化”,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分辨出两者的区别。

我眼前正在北京发生的“伪现代化”正在彻底地摧毁一座世上无双的古都,也是我的家园。它仿佛是赶在那从内蒙方向往北京逼近的沙漠之前的荒漠,已经漫过了半个北京城。

我多想搬起我的小板凳坐在胡同口上,看住我的每一条胡同，看住我的北京。

有一天我曾在街头遇到了过去教过我的一位老师，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他管我叫“胡同的孩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称呼了,一想起它眼睛就湿润了。

 

 

今天是1999年2月7日,踏上旅途之前，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悄悄地滴在北京的土地上，无人知晓。

  一座美丽的古城正在我身后被摧残，被碾碎,一扇门接着一扇门,一条胡同接着一条胡同。推土机的滚轮压在那些还在说话的石头上,声音仿佛压在有生命的肉骨上,我听着受不了。上千年那么多动人的故事,一直就含在那些守在院门口的小石狮子嘴里，由它们悠悠地讲述着,睡在屋子里的人听到了,路过的人也听到了,听它们从元朝讲到明清,从明清又讲到今天。本来可以再接着讲下去,但是它们被撞死了,所有的小石狮子都要一个接一个地被活生生的杀死了。一座历史名城突然间没有了声音,小石狮子倒下了,身后的门、窗、墙壁和屋顶也都随着塌下来,住在里面的北京人也都被迁走了。一座活了那么久可仍处处透发着生机的古城就要变成死城了,一件世界规划史上的珍品正在被粉碎，一部独一无二的史书正在被一页页地撕掉,一座地球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大都市正在被撮进太空,一座名叫”北京”的城市正在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我仰望着天空,心里凄苦地叫着:“救救北京吧!”

  一年半以来,推土机推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就像亲赴刑场一样,眼看着屠刀下血淋淋的文物,血淋淋的民族灵魂,血淋淋的无所不在的生命,血淋淋的美丽。我跟着推土机走,但我挡不住它。它开到哪条胡同,那里温暖的土地就变成僵冷,昨天还热气腾腾的生活今天便成了凄凉呜啼的坟场。胡同里再也听不见叽叽我我的家长里短,再也看不见那些曾经推过婴儿又推过粮食的小竹车了。孩子们跳着玩儿的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房子”已经被金属的履带压没,大爷大伯们惯常摆棋局的石桌也被撞得粉碎,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棋子,丢在一堵残墙的脚下。天空上飞着一群找不见窝的喜鹊,几十只一起慌乱地落在往日只停留着两三只小鸟的树上:随着房子被推倒,树也一棵棵被砍断了,鸟和人同样失去了家。失去家的还有黄鼠狼,它们在四合房的房梁上已经悄悄地住了近千年。黄鼠狼被当作一种神密的动物,被传统的北京人视为仙,它们从来不在白天露面,很多居民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它们也找不到住处了。入夜，有加班赶工程的工人看到一队队的黄鼠狼从工地上爬过去,彷徨着……

  

 1.1.   心在滴血 ——悼念孟端胡同45号院

有朋友劝我,不要再去想孟端胡同45号院了,那只会伤害你自己的身体。但我如何能不去想它呢?仅仅在十四天以前,它还好端端地在那里,那么美丽那么高贵那么完整,沉淀着几百年的文化,又从来没有失去过呵护:三进两千多平米的四合院,五米高的北房,粗壮的房柁,垂花门和两侧绿色的走廊,一切都依然如故没有任何的残缺。

 还有那些丁香树、松树、竹子、海棠和柿子树。风一吹动,丁香花便泻满一地,风一吹动,那已长成海的竹林便挲挲作响。当大粒的雨珠落在碎石甬道上的时候,我可以听见昔日的几代王爷缓缓关住朱红大门的声音,不知他们从何处来又走向哪里…… 

孟端胡同45号院　/ 叶金中摄  
我是在一年半以前走进这座令人倾倒的大宅院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座王府的遗存部分,只感觉到了它的皇家气派。后来我查阅了《燕都丛考》和王府专家金寄水及冯其利的文章,才了解了它的身世:这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是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除了。

在此后的这段时间里,不少教授和领导都去领略过它的美好。我一直在为它求情,梁从诫先生也特意写过信强烈要求保护。在我最后的一封信里,是建议把45号院做成一个最高品级的饭庄、酒店或俱乐部等,希望像欧洲国家那样来善用自己的一些文物建筑,那是最有身份的去处啊。我劝说,在日后高楼林立节奏紧张的金融街里,白领们会多么高兴到一所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可是我的话谁也听不进去。

北京没有一座宅子能惊动那么多的人,得到那么高的赞赏。国家文物局局长走进去以后兴奋地表示:“太好了,这是四合院中的上上品。”历史学家梁从诫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感叹道: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四合院！” 

孟端45号院的照片曾是被我多次展出的,但它们今天竟变成了遗照。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滴血。

它们叫香饵胡同、土儿胡同和明亮胡同，后者是横跨前两条胡同的一条横胡同。它们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自今年7月18日画上拆字以来，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变为一片废墟。我几乎从头至尾目睹了这三条胡同的消亡，心中感到十分沉痛。

北京过去“东富西贵”，东城区和西城区属古都的精华，“香饵”“土儿”和“明亮”便在这精华当中。这里有不少小康人家幽静的独门独院，有多家合住但空间依然宽敞的机关院。这里建筑质量多为中等，也有相当数量的主体结构为磨砖对缝的昔日深宅大院……

私房在这里的比例占近半数，房主当中不乏皇族与名人的后代，故事极多，文化底蕴极为深厚。我走在胡同里。我走着，如果是关闭的门，就轻轻把它叫开，如果是敞着的，就推一推走了进去。

明亮胡同30号院  

我先是看到了香饵胡同7号，门楼上有一大块极其精美的镂空砖雕，据说很多人都曾坐在门前把它一笔一笔地勾画了下来。7号与5号及9号本连接在一起，是同治年间的一座公爷府。原主人在新政权建立后把它卖给了公家和个别的私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后院，门牌是明亮胡同30号，要绕到香饵的后面才能进去。有邻居把我带到了主人跟前，他叫光宝森，今年七十八岁，背驼，脸上的表情极为安静，他看到我时好像在等待着我。

在他的身后，30号院那古老的气息，一下子就震撼了我：房子几百年来几乎没有被动过，木梁柱都是使用上好的黄松，牢牢地嵌在饱经风霜的土地上，作为历史名城的一部份。

 门上开裂的漆像是皱纹，院子里扣着一口大水缸，老人一边端给我一个板凳，一边告诉我那缸里曾盛过两百年的米，皇帝发放的俸禄米：“米放久了就成红色，熬成的粥挺不好吃。”这院落是极美丽的：藤萝、石榴树、枣树、柿子树……

  

 

由于隔着两道门听不到铲车，我很快就忘记了外面的拆迁，只是用心倾听着老人慢悠悠的讲述：“我生在这座宅子里。公爷便是我的大爷，他是驸马，我祖母是公主，我们一大家子住在这儿，左手的院子曾经是花园，有假山，八国联军闯进来的时候把几块假山石扔到了这边，就是你眼前地上的这些。左边的墙原来没有这么高，同治年间有个贼从院子里路过，以后就加高了。”

  “这藤萝有三百年了，小时候我们坐在上面荡秋千。三百年啊，多不容易，我叫儿子跟文物局说说，他们可千万留下这藤萝。别像赵家那棵枣树，还是同治年间的呢，有五十公分粗，硬前几天给砍了，枣树是慢长的树，太可惜了，那枣树当年还是从王府挪过来的，个儿特小，核也特小，非常甜。这房子里的砖都是磨砖对缝，就是把江米熬成粘汁再和上白灰，灌在砖缝里，可牢固了。文革挖防空洞需要用砖，有人把院里的影壁摔来砸去，怎么也摔不出一块整砖，白白浪费了一个影壁。”

老人说到这儿指了指地上：“说起来这院子底下可有宝贝。现在都让献城砖，那会儿砌防空洞结果用的是我们院墙的砖，比城砖小一点，但也每块都刻着字，都是官窑里烧出来的。”“我现在住的房子叫后罩房，从前专给姑娘住，不是熟人不让进来。”之后老人的儿媳过来了，她爬到枣树上晃悠树枝，噼里啪啦晃下来好多枣。她洗过了端给了我一碗，说是还不太甜，平常应该再等上半个多月，但是不吃就再也吃不上了，因为过几天就要把房子拆掉了。两天后我又带朋友来，想让他们分享一下这座小院的恬静和感受一下它深厚的文化沉淀，这座我进去了就不想再出来的小院。然而院子里已都是搬家用的纸箱，藤萝架也被拉散，老人也给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因为拆迁办过来说了，晚上六点以前要把房子腾空。

 拆迁办很凶，每次到30号院既不敲门也不用手推，而总是用脚狠狠地踹开院门。同时老人家一家人已经看到周围的院子是怎么强行拆掉的：拆迁办过来喝一声就把居民拽出来，再把屋里的东西扔到外面，然后就把房顶掀了，有时甚至把东西埋在了屋里。他们因此很害怕，就决定赶紧搬走了。“财产呢？”我问老人家的儿子，“这可是你们自己的家产，怎么能不赔偿呢？”他却苦笑着，作为回答。

 我们无奈地走了，心碎了，不知向何处相告。明天，光宝森一家将一无所有，同时消失的也是北京城的一部活的历史。

在席地而坐的民工后面，我看到垂下来的白色的石榴，还没有来得及透红。

这不是皇家的府地，而是平民小康人家的一所四合院：两进院，并非磨砖对缝，但也砌得十分坚实，看上去再风吹雨打二百年也没问题。主人是一位近八十岁的退休教师，名叫李砚农。

 此房产是上一辈在七十年前置办的，他在这里长大，孩子们又在这里出生。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郁郁葱葱透着清爽。走进北房，看到的是精美的雕花木头隔扇，灯笼框中心空白处有诗有画，均出自李先生之手。

 在我和主人谈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时时瞥到墙外的高大铁爪在作业了，一整片一整片的墙被抓下来，再轰隆隆地放倒。李先生和他一家人的脸上是凄苦的，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家和身处的几条胡同，和四周的邻里，“土儿”的每一寸都早已融在他们的生命中。在向我讲述自家往事的同时，他们更多提到的是胡同里深藏的故事。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不知和胡同名的起源有没有关系。这胡同在解放前出名就出在广德堂膏药店上，就是西口路南的那座小洋楼，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

广德堂擅长医治妇女病，驰名全中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老板姓祝，洋楼左手的三进四合院原来是他家人住的。“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也住土儿胡同，在61号。他有时被叫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治病，儿子也跟着去帮助熬药。”

接着主人的孩子又谈起他上过的中学，就在旁边交道口东大街上，谈起一位他的老师——关老师，就住在香饵胡同里，又是师生又是邻居，经常在一个早点铺里吃早点。我说我也刚刚结识了关老师，他在香饵住了六十年，胡同每一扇门里的故事他都知道，胡同里他每走几步都能听到一声“关老师”，哪儿都是他的学生。我又说前些天关老师带着我从胡同的东头走到西头，把近一个世纪以来胡同的人来人往介绍了一番。

这时有尘土被扬到院里，主人赶紧关上了屋门。我知道他们已有好多天不能做饭了，都是买现成的吃，睡觉也睡不好，因为焦虑，也因为铲车日夜喧哗，有时竟到凌晨三点。我很难过地看着他们消瘦的脸，问道：“这座院子看样子占地有六七百平方米，对这笔财产有多少补偿呢？”主人说拆迁办提的是17万元，这等于是没有补偿，和对光宝森老大爷一样。但我知道一直都有诸多法律是保护私有房地产的，我无法理解。
而另一方面，在拆迁以前，他们还从来没有从市场的角度衡量过自己的家产，79号院在他们心目中主要是系着感情和几代人心血的家，想永远住下去的家，在他们心目中，它也是祖国的一份宝贵建筑文化遗产，是不允许就这么消失的。

在公布拆迁以前，李先生已准备花几十万元好好整修一下自己的院落。我多么希望他可以如愿以偿。
 
香饵胡同19号院
这是更普通的一座四合院，只有一进，但明亮干净与世无争，整个室内都做了现代化的装修：澡房、带有微波炉的厨房、洗衣机、装马桶的厕所等，应有尽有。房主姓童，在旗，过去很富有，这小院是前辈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了，童夫人讲，家中老人在去世前写过一份遗嘱：永远不许把19号院卖掉，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现在却保不住了。
  

 
绿树葱葱的胡同 叶金中摄 

童夫人是一位中学教师，一脸的热情。她跟我讲述了这小院儿经过的风风雨雨：有私房的人是从未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的，所以一家八口也就一直共同厮守在此。还好，都住得下，不像有的私房主不得不加盖小屋以适生存。

后来“文革”有外来户占住，折腾了十几年好不容易一个个请了出去，并决定好好修整一番，去年才挑的顶，方方面面花了很多的钱，现在却要被拆除了。童夫人又说，这小院不久前有人要出一百五十万元买，当然没卖，可这回遇拆迁非但家产尽失，买回迁楼还要倒贴钱……

童夫人家的情况是很典型的，在这三条胡同里我遇到了很多，虽然建筑本身不属于最讲究的一类，但毕竟是座结结实实的四合院，是一个温磬的、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家，是属于私人的财产。童家院里也有树——一棵茁壮的香椿。

我就这样走在“香饵”、“土儿”和“明亮”里，停留在每一扇门前，多么想知道在门后面曾经发生的所有故事。但我没来得及，我只能在匆忙中把所寻到的记载下来，首先是那些美丽的大宅院：香饵5号至9号住过皇帝的驸马，香饵87号住过慈安太后的弟弟，土儿76号曾是皇帝的一位钟表采办的府第，之后又住过一位有名的皮货商，土儿101号曾是一位盐商的宅子……

还有那么多名人的故居：“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住土儿69号，名医孔伯华住土儿61号，茶叶大王吴裕泰住土儿83号……还有活生生的市井兴衰，显示着胡同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成熟的社区，那是关老师带着我在香饵辨认的，当时推土机已经推倒了一半的房子，只有他才可以揣摸出来：几十年前这里原是龙凤饼干店，那边是黄家养蜂厂，再过去是山海泉早点铺，然后就是歌剧院排练的大院，孩子们天天挤过去听拉琴吹号。这几年有学校、美容院、门诊部……

我也想再多看一会儿各个院子里那些美丽的雕刻，尤其是土儿76号院里的那个垂莲柱和香饵7号的门楣，再转回头去它们都被挖去了。再转回头看到的也是一棵棵被撞倒的树木，前些天还是一片绿洲，现在却是一片狼籍了，在堆积如山的砖块中裸露出黄土。
8月22日上午，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老先生和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先生来到了拆迁现场，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切。八十五岁高龄的郑老拄着拐棍，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废墟行走，脸上是那么痛苦。

贝聿铭先生说过：“北京城是一个巨大的艺术杰作。”

很多外国人说过：“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说过：“北京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这座著名古都的记忆。”

国际奥委会又说：“2008年的奥运将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

我恳求推土机到此停下了，留下老城，留下中华民族的骄傲。

本文写于2001年8月底,原载于同年9月15日的《华夏时报》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五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朋友用手机告诉我，卡车已经运走了几车箱的东西，街上站着一百多个警察和二十多个外国记者，推土机在旁边等待着。
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拆掉是犯重罪的行为啊！

 

两年半里，我不知按了多少次那个门铃,门后面是年过八旬的房主人，是承载着三百六十年历史的小院，是黄灿灿的牡丹，是宁静温馨的生活。两年半里，我不知多少次坐在赵景心老教授对面的沙发上，慢慢地饮着烫手的茉莉花茶，欣赏着满屋的明代家具和感受着房子本身那遥远的信息。我知道这座四合院清楚地标在乾隆图上，我知道这里曾住过某一位皇帝的御医，我也知道赵景心著名的父亲赵紫宸在这里留下的一些故事。老人家曾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是在房子遭到骚扰之前闭上眼的。我还在门廊下看到了一只大白猫，养在这里仿佛也沾上了灵性，舒服沉着地蜷在阳光里。

每当我关上小院的门，这里便是北京了。墙外的脚手架、灰尘、嘈杂，都听不到了也看不到了。我在和赵老说话时，经常有一种错觉，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仿佛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四合院。在地球表面所有的建筑形式里，只有四合院最可以达到这种境界，而历史悠久的四合院更是令人神往。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物得到过比四合院更多的赞扬和宠爱，那是被无数作家们着墨最多的。可如今它们却都要颤抖了!

 

我真难过。为了人类丧失了一笔一失便永不可复得的珍贵文化遗产，也为了赵老夫妇的公民权利受到践踏，因22号院是他们在五十年前购得的私有财产，那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它怎么可以受到掠夺并被摧毁呢?

我真难过。赵老父妇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两年来日日担惊受怕，如此艰难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和祖国的文化遗产，心力交瘁至今天，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倒是那些暗中砸玻璃、拆院墙、写恐吓信的人在法庭上“胜诉”了呢?这是不是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呢?

我真难过。我再回到北京，走到美术馆后街时，就再不可以按到门铃了。曾经美丽生动的一片都不存在了。近四百年的历史，推土机和锹铲只需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 

多么野蛮和愚昧!这是罪孽啊!参与残杀22号院的人都应该被推向法庭!另一个法庭，一个公正的法庭。也应该跪在祖国的土地上向先人谢罪!

可问题是，既便所有的罪人都掉下脑袋，也换不回那承载着数百年历史的小院了啊!

赵伯父和黄伯母不要太伤心，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握着你们的手……

 

八十一年前有一位法国诗人,他怀里揣着便餐走进了法国西部的一片森林便再也没有出来。他妻子两天之后在林中的一片青苔地上发现了他冰冷的身体和腿上凝结的血,旁边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集。他是不小心被一根锋利的植梗剌伤后大量出血而倒下的，加之那时他正病重着，几个月来时不时便昏厥过去，很可能出事以后又一次丧失了知觉。

这位法国诗人也是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但却没来得及救护自己，便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才只有四十一岁。直到走入森林的几个月前，他还在不顾一切地抱病写作，留在桌子上的那部未完成的手稿题目就叫做“中国的石雕艺术”。他生前留下的二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有半数都是关于中国的:诗、小说、纪事、考古报告……,他用最火热的激情颂扬着中国文化，直至熬干了最后一滴心血。

他的名字叫谢阁兰(Segalin)，在西方知识界家喻户晓。像马可·波罗一样，他的名字已经完全和中国融化在一起，很多人一提到谢阁兰便说到中国，或一论及中国便想起了谢阁兰。可中国却没有人听说过他。

谢阁兰于一八七八年生于法国的普列塔尼省，二十岁入海军医学院，二十二岁捉笔作诗，二十四岁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城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砚台、墨汁、宣纸，京戏等，样样都使他惊喜，并令他逐渐的陷入了对中国的迷恋，直到1909年从法国马赛登上了东去的海轮。谢阁兰以各种身份先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半(1909－1914、1917年2月至7月):中文学生、医生、教师、考古队员……他曾进入紫禁城拜见过幼帝溥仪，曾与同伴在骊山下河村一带第一次对那里做了科学的考察，声言将来秦始皇陵墓发掘后会和长城一样壮观，他曾在1912年就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中国艺术博物馆。他在中国不知疲倦地走，寻找着灿烂的中国文明，有时骑马，有时乘船,从五台山走到黄土高原，从洛阳走到云南，再将所见到的一切都升华为优美的文字。

谢阁兰是个诗人又不止于诗，他在写诗之前先学会的弹钢琴，并与作曲家德彪西成了情投意合的好友，一起磋商歌剧的创作。还在文化刊物上论述高更等画家的作品。

谢阁兰是个百分之百的艺术家，对世间所有的美都极为敏感，所以当他走进北京城以后，便彻底被这座古都完美和谐的秩序和深奥的哲学意境折服了。北京城就是他心目中最佳的一首诗作，诗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称北京为大写的“我的城市”，他住进天安门附近一座四合院，又把它称为“我的皇宫”，把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书房命名为“我的陶瓷室 ”。清晨，在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之后”，透过纸窗,他看到“黎明睁开了眼皮，天渐渐的亮了起来……我感到一身的清爽”。黄昏,他欣赏着院子上面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他感到自己“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为“一件神密的杰作”，也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他在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游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三十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

之后谢阁兰因故离开了北京，又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还留有后人，她就在这几天里随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一行到了北京。她叫Méllério,是诗人的孙女，在“法国雇主协会” 里负责中国事务，起程之前我在巴黎见到了她，问她“陶瓷室”原址还在不在,她说大概已经拆了，神情里透着伤感和茫然。

看着她我多希望那座小院还在，多希望能帮她找到。我也希望所有谢阁兰的欧洲读者下飞机后依然找得到那座壮丽的古都。找得到中国。

诗人去世了，但诗人心目中那首最美的诗不可以消失。它其实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北京——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

 

他叫伍连德（字星联）,他不仅仅是名人,更是一位伟人。他曾经的家坐落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6号（原55号），一座饱经沧桑的法式小楼，现正在为满足开发商对“地皮”的贪婪而面临拆除。

北京古城的胡同里不单有四合院，还有三合院，还有一些清末和民国时期建盖的小洋楼。伍连德的这一栋就是他在1912年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下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根据他本人在其自传中的解释是为了自己走动的方便，因该小楼紧邻他当时任总医官职的外务府（其建筑遗存位于东堂子胡同49号,市级文物）。伍连德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1937年离开中国为止。随后小楼又由其留美归来的长子居住，40年代末之后相继向外出租和托管至今，其间伍连德曾表示过把它捐献给中华医学会的心愿。

        伍连德是一个伟人，但他的事迹却鲜有人知，当我发现问谁谁摇头时，就不禁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只要你能活在这世上就要感激伍连德，从生感激到死！因为伍连德在1910年至1932年之间几次把千万国人从瘟疫肆虐的死亡线上抢救了出来，因为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和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你上哪所西医医院看病，后面都有伍连德的身影，你胳膊上扎的每一个预防针都和伍连德有关系！

 

 伍连德与夫人1934年在东堂子胡同                                   

伍连德与夫人及长子在东堂子胡同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生于马来西亚，后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受清政府之邀从南洋来到中国，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堂副监督。1910年冬哈尔滨和东三省一带爆发肺鼠疫——一种病源来自草原上的旱獭的烈性呼吸性传染病，伍连德作为一个年仅三十一岁的清廷特派全权总医官，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指挥救助和控制感染范围的扩大,用四个月的时间把这场吞噬了六万人生命的灾难消灭得无影无踪,被全世界誉为“鼠疫斗士”,其所制定的防疫规则一直沿用到今天。伍连德之后创办了鼠疫研究所，设计了在全中国控制鼠疫、霍乱、肺结核和性病等传染病流行的行政系统与规划,指挥了1917年在山西展开的歼灭鼠疫战、1920年在北满州里的歼灭鼠疫战和1932年在全中国展开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歼灭霍乱战等。伍连德从西方人手里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多次担当在国内禁毒的主力,还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型综合医院——北京中央医院（现人民医院）等数所医院，创办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若干学校,倡议和参与创办了中华医学会等等。当年梁启超如此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东堂子胡同的这座小洋楼，便是这位伟大学者和斗士的温暖的家。他每每从危险的瘟疫战场上归来时与在这里的妻儿团聚和得到休息，他也是在这里构思的“论肺鼠疫”和“中国医史”等宏篇巨著。

当他创建的北平中央医院在1916年开始破土动工后，他经常从东堂子胡同出发，叫上一辆黄包车，穿过景山前街，亲自到白塔寺东侧的施工现场监督指导。一年之后,他又一次次走进与胡同几步之隔的另一个工地,悉心关照,那是他倡议建设、参与筹备并浸透着他一份心血的协和医院。中央医院落成后伍连德为该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东堂子胡同的家里,伍连德有时会接待一位从旁边外务府漫步而来的施肇基。正是这位思想极开明的外务府右丞当年向袁世凯推荐伍连德归国服务,并在1910年控制鼠疫流行的关键时刻支持了伍连德——先是毅然消减了一位法国医师在灭疫现场上的权力,后者因对病因判断有异而干扰了伍连德的计划;继而又使伍连德得以拿到摄政王允许大规模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圣旨,而这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违反了传统的“入土为安”的伦理，但在当时天寒地冻无法挖土掩埋的情况下，尸体连绵几里暴露在外的坟场已成鼠疫杆菌天然冷藏库，不采取此措施便无法控制疾病的流传。

今天，当我们走进这座砖木结构的精致小楼里时，还可以大概地窥见到原貌：略带藕荷色的孟沙屋顶，老虎窗，浅蓝色的门与窗棱，金属线勒制的彩玻璃，全木旋梯盘上阁楼，室内当年的木板地等，虽然因为过去的“运动”使伍家后人一度失掉了管理权，也因政府房管部门安排了过多的住户和整体建筑常年失修，所以楼上楼下呈现出表面的破败景象，但显然墙体依然结实，筋骨均在，好好修复一下绝不是难事。后面的小花园虽然已经不在了，但通过当年见证人的描述也是可以复原的。

伍连德1937年回到马来西亚后开了诊所，1960年因心脏病在马来西亚逝世，其间除1947年临时来京小住了几天之外，再也没能有机会重返小楼，但当我们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板往楼上爬的时候，便感到他似乎就在身边，仿佛看见了他六十多年前提着皮箱回家的身影，听见他美丽的妻子黄淑琼（著名华侨领袖黄乃裳之女）招呼他吃饭的声音。大部分房间的门把手也都没有换过，还是伍连德的手触摸过的，那只曾经挽救过千万生灵的手。

在小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我们见到了一位九十五岁的老奶奶，她的已故丈夫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翻译，他们夫妇在1949年就作为房客住进了这里，老奶奶对宅子往日的光景记忆犹新。

这是一处应该永远被国人朝拜的历史载体，这是一位圣医的纪念塔。然而此时我和朋友们的心是慌乱的，因为拆迁办已经在频频走进来和住户商谈拆迁款事项，已经有半数人搬走了。拆……那是不行的，绝对不行。北京的老宅里到处都是有待探索的秘密，到处都深藏着故事，这一个如此珍贵的故事更是不能失去的。况且把这座宅院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也是对伟人伍连德最起码的尊重。

就在我们为这座宅子焦虑的时候，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旅美年轻人在大洋彼岸写出了一本名为“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传记,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已于近日摆在了全国各地各大书店的售架上，不应该被忘却的伍连德终于将回到国人的视线里，但愿他在东堂子胡同的老宅也能同时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最终能从房地产开发商的刀下逃生。

我希望不久后能在这里看到一块写着“伍连德故居”的木牌。

本文原载于《新地产》2007年5月号

 

由于今天巴黎有若干条街不许走车，法国有若干中小城市全城静街，欧洲有七百座城市部份或全部禁止行车，所以我不由地又想到北京两广路上危在旦夕的曹雪芹故居。

在人家开始为保护空气质量、保护居民及城市的生命而静街的时候，我们却仍在不停地大开马路，不停地向市中心引进车流，而且不惜拆除大量宝贵的传统民居和名人故居!

我想我们在现代化上慢了一拍，然而只这一拍，便可以让自己的祖国倾家荡产!

我说的”现代化”，不是指拥有汽车、马路、高楼，那根本是对”现代化”几个字天大的误解。我指的是人脑子里现代化的意识。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意识，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主流意识。

有人跟我讲:”要慢慢来，中国要拥有这种意识还为时过早，先发展再保护吧。”

是”过早”吗?只要稍稍冷静地站在北京街头观察一下，就应该明白不是过早而是已经太晚了，早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人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用一百年时间毁掉的，我们只用十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人家没毁掉的，我们也全快给毁光了，尤其是即失便永不可复得的民族传统建筑。它是活的用石头书写的历史，也是我们识别家园的标志，却被毁得那么惨!从定海到绍兴，从杭州到昆明，从西安到北京，到处都是残亘断壁，到处都是以丑代美，到处都是火柴式高楼和大宽马路，到处都是昏黑的天空和浊黄的水，而我们还管这叫”发展”!到底发展了什么?如此”发展”回过头来还上哪儿”保护”?

现在轮到曹雪芹故居的头上了，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一个”拆”字!还是非铲过去不可!讨论来讨论去，似乎忽略了同样关键的一点:有必要拓那么宽的马路吗?!人除了坐车，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可以干?现从北京的任何一个制高点往下看，看到的不再是一座美丽的古都，这座在十年前还被很多外国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成了一个巨型的停车场!

今天部份的巴黎是安静的，我走在其中的一条街上，看到警察在街口把守。我知道在不久的未来，这静街将不止是警示性的了。在法国绿党的提案中，巴黎市中心的某些区域将永久性地禁止小汽车通行，只充许公共汽车、货车和自行车进入。我也知道这提案一定会被巴黎人接受的，因为真正现代人最重视的是空气指数，是自己的生命，他们宁愿行动得慢一些却还活着，他们已从工业革命的狂热中解放出来。我还知道，在北欧的丹麦，相当一部份民众已经放弃了汽车而骑上了自行车，很多人口袋里有钱也不买汽车，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已经变成自行车的王国!

未来的巴黎就是今天北京的榜样，现在的哥本哈根已经是北京的榜样,尤其是老城的榜样。立即放弃北京老城里所有拓宽马路的计划吧，留下曹雪芹故居和每一寸还没有动土的胡同吧，留下古都这最大的国宝吧!

 

 

叶嘉莹教授：

刚才，他们过来了，开着铲车，把您近两百年的家和您的邻院一起撞倒了。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铲车开走之后，几位农民工立刻凑了过去，希望能侥幸捡到几块完整的砖瓦，不少是刻着图案的，拿去卖钱。

他们推平了您的家———察院胡同23号，一个在去年就被列在保护名单上的清代老宅，一座承载着数代人情感和心血的四合院，一个被上千场风雨侵蚀过的令人感动不已的古迹，一个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在北京的根。

几个月前，在他们逼得您不得不放弃产权时，您曾经对我说：他们答应我不拆这座老宅，我请求将它开辟成一座宣扬中国文化的博物馆，在当中给我留间小屋，每次回国时住住就可以了。然而，23号院已经在顷刻间清除光了。您连那一间希望“借住”的小屋也没有了。

您家这座宅子我曾经去过多少次，带去过多少中外朋友。正是他们的赞叹声让我萌生了举办“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摄影展”的念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古老和美丽的一切：纸窗格，透着沧桑的很久没有漆过的木头，院子里的槐树、枣树、椿树和苹果树，落了一地的叶子。

 

 23号院被夷为平地了。我还记得您那次从西城区文委给我打过的电话，说是亲眼看到了您家门牌被列在539个保护院落之列，但又不允许复印那个名单，哪怕只是和您家相关的那一页。之后自天津南开大学，您又多次来电，诉述着您的焦虑和受到的压力，您是多么想保住这份祖宗留下的家产和中华民族的遗产啊。您不明白，既然明文规定保护，为什么还有拆迁办三天两头来骚扰。您的嗓音是疲惫的，大约刚刚下课，刚给学生们讲解完唐诗或者宋词。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加拿大皇家学院的院士，您是世界华人的骄傲，您在各地教授了40年中国古典诗歌，可他们对您没有半点的敬重，只惦记着您房子底下的那块“地皮”。

23号院不在了！我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木卡拉先生，他曾指着展览会上展出的23号院的照片，问我：“难道这也拆吗？”我听说他过几天就要从国外回来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解释这场刚刚发生的劫难。我又想到邓云乡先生数年前一篇描写23号院的作品：《女词家及其故居》，其中这么说着：“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著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他说到“庭院深深深几许”，提到您的诗句“谁知散木有乡根”。   

然而这幅画面已被永远地毁灭了，您的乡根也被铲车撅断了。我知道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您会难过，但您迟早会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写了。在去年的那几个月里，我经常安慰和鼓励您，但现在是别人来安慰我了，因为我哭了。

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了您的祖宅———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23号。

 

位于北京饭店北侧的霞公府街13号宅邸被拆毁了，这是今天听到的恶秏。这是一座清代晚期的小楼，非常漂亮，而且由于这半个世纪以来仍被很好地使用和维护着，所以现状极好。北京这种晚清或民国时期的西洋式小楼大部分需要花不少钱修缮，但这一座却不需要花一分钱，它就好端端地待在那里，可“他们”还是下得去手。又一次，我又一次无法接受这样的残忍的事实——对美的蓄意摧毁；又一次，我又一次无法容忍北京的价值的跌落。和在听筒那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朋友一起，我们都哭了。假使“他们”看见我们在哭，会认为我们是“神经病”，而我们则认为他们才是神经病、疯子，并且不仅如此。

而且，如果说有些文物建筑因没有列在保护名单上而需要我们去呼吁的话，霞公府街13号宅邸却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本来就作为普查登记在册文物被列在东城区政府公布的保护名单上了，再加上北京新总体规划对文物建筑原址保护的强制性要求，它应该是万无一失的。然而它却在灿烂的阳光下面化为乌有——建筑本身，以及嵌在石头里的百年故事。霞公府街13号宅邸里蕴藏的还不是一般的故事，这里曾先后做过清代邮传部和京汉铁路局高官的官邸、袁世凯的行宫及葡萄牙使馆等，而毁灭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和北京旅游资源的“开发商”竟是中国旅游集团。

强压着悲痛，我给北京市文物局挂了电话，那边是一个女性的冷冷的声音：“霞公府13号？那属于迁建吧。”我怒火中烧：“所说的‘迁建’就是拆！这你应该比我还清楚！你们是不是想把北京变成茫茫一片大地呢？”对方无语。我则想起了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西城区某官员的话：要对孟端45号院实施“概念性迁建”。“他们”深知这座一年多以前被自己野蛮拆毁的果郡王府已经尸骨全无，竟发明出这么一个新鲜的词汇，还被坦然地登在媒体上。

不仅是霞公府13号宅邸，半年以来，北京的“拆”明显地提速了：有四百年历史的铁山寺（宣武区珠市口东大街）被拆了，郁郁葱葱的文昌胡同和佟麟阁路（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南侧）正在被拆，前门鲜鱼口已成一片废墟……

 

最后的老北京,就是二环内仅存的一千四百条胡同,无论它们是身处 “保护区”之内还是之外;最后的老北京,也是像孟端胡同45号院或麻线胡同3号院那样的美丽的“孤岛”,绝不能以 “迁建”的名义被开发商的金钱利益摧毁;最后的老北京,又是它的格局和尺度,像旧古楼大街和德内大街等等,都绝不可以被拓宽。

保护的前提是保存,这本不需要商量,也不需要论证。就像一朵美丽的花儿,大家都知道它美,我们便不需要请谁来 “论证”它究竟美或不美,以及是否有存活下去的权利。这也就像北京老城本身,它既然已是世上公认的最伟大的东方历史名城,也是国务院在1982年规定保护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对它的重新论证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回顾十年以来的拆城,哪一个工程项目不是通过 “多方论证”而实施的呢?这岂不是一次又一次具体地去否定当年国务院对这座古城的定性吗?

保护的前提是保存,而保护的前景其实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因为只要不再继续在北京老城的身体上做 “规划”,只要宣布它将被整体封存下来,再坚定地像去年那样实施 “标准租腾退”,把包括经租产在内的私房产落实给它们法定的主人,老城一定会 “以不动带万动”,该拆违的拆违,该修房的修房,该卖房的卖房,从而过不了几年,一个恢复了原貌的老城便会重新被淘洗出来,即便它只是在原老城一半的疆土上。

最后的老北京——是表面上衰败骨子里灿烂的一座宫殿。它也是北京人的家:北京的胡同没有门牌,只有张宅、李宅或者孙宅,它们不需要 “危改”,只需要关上几十年都在敞着的门。

最后的老北京——是一个需要第二次 “和平解放”的北京,从对它的重新规划中解放出来,从认识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从众开发商的手中解放出来。

请留下最后的老北京——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给全人类。

 
第二章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

2.8 房主人不得入内

当住在自家院子的东、西屋的住户终于离开，赵更俊先生终于能推门走进去之前，有整整四十八年的时间，一个无形的“房主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一直就被房管局插在这些屋子的前面。

赵先生推门回家的时间，是在2006年的春天，地点是在北京前门东侧的一条胡同。这一天，在十来户房客和占住户全部都签了拆迁协议，正在往外搬东西的时候，早已准备好的赵先生则同时间往屋子里搬自己的家具，把原来放在北屋的床和桌子转移到了这里。然后他告诉已经在提着锹镐的拆迁民工不能拆房的理由。

从这一天开始，赵先生和儿子便换到这里睡觉了，每天出门时再用自己刚买的几把新锁把所有刚进驻的房间牢牢地锁上。

第二天，与拆迁走了的人签了补偿协议的房屋管理局以“抢占公房”的理由，把赵先生告上了法院，但是却在几天之后又撤诉了，原因是原告拿不出产权证明，原因在于赵先生和他的家人根本就是整所宅子的合法主人，而原告的身份仅是他的管家而已。这个院落的几十间房屋，是赵先生的祖父在近百年前买下的，产权全部都是赵家的，此有民国政府的房地契为证，也有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换发的房地产所有证为证。

还有丁艾女士。她的私宅坐落在东城区南池子，与赵先生家的情况类似，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是她家南院的大部分房间成了禁区，两年前房管局甚至还强行在她家的院子当中筑起了一道墙，在丁女士拆掉以后又再次筑了起来，如今丁女士必须要爬上梯子才能看一眼属于自家的屋子。

像赵先生和丁女士的这种挂了“房主人不得入内”的牌子的私人房屋，十年前北京胡同里还有二十四万间，今天还有近十万间，在全国估计还有几百万间，除了在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区以外，它们当中大部分至今都还披着“直管公房”的外衣。

这是一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荒谬，来自那个荒谬的被称为“大跃进”的年代，在那个时候，人们被号召把家里的饭锅献给钢铁工厂炼钢，被要求不要在家里吃饭，而是到街道食堂入伙，等等。当我翻开已经发黄的1958年的北京日报等报纸时，便看到当年报纸上报道如何“对房主及其亲属进行动员”，如何要求北京私有出租房屋超过225平方米或15间（外地为150平方米或10间）的房主人“参加”其实早已于1956年底结束也完全不是针对私有出租房屋这种个人生活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把自己的这些房屋交给房管局进行管理。看到“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中，形成了申请改造的高潮”，以至在1958年6月的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对北京大部分私有出租房屋的“改造”，而从此房管局则每月扣下三分之二的房租，再把三分之一的房租返还给房主人。

这更是一个40年不散的“文化大革命”的阴魂。因为如果说房管局1958年是强行拿走了这些房屋的管理权和一部分房租的话，那么1966年“文革”爆发后则是随着强迫交出房本和停止返还房租，把整体房产都搬到它自己的仓库里去了。虽然“文革”后为返还私房，房管局成立了“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但是直到今天，也仅是还了北京房主人自住的屋子和面积为225平方米以下的出租房屋，而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广东省、福建省和海南省等地区政府则早就把这笔账清了，绝不会以“文革”的口吻对着满面愁容的房主人说：“谁叫你的房子是225平方米而不是224平方米呢？”当年不请自聘的管家就是这么对主人说话的，非但不像依法行政的地区那样给主人办理“撤销管理”(2)的手续，而且还理直气壮地把由他管理的市民私人财产扣下来当成他自己的了，虽说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其产权的凭据，有的只是一份证明其管家身份的“租赁合同”而已。

“房主人不得入内”——这就是对北京胡同和外地不少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里相当一部分“大杂院”的正确解读，也是对相当一部分所谓“直管公房”的正确解读。

本文原载于《新地产》2006年10月号

(1)见1955年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讲话。此“改造”被称为“私房改造”或“经租”，改造的是市民生活资料的管理权，从未触及产权，有关产权人从未与房管局发生任何买卖关系，这与结束于1956年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后者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改造即赎买，并有当年为此立下的契约。

(2)这四个字本身就证明这些私有出租房屋的产权从来没有转移过。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制定的“申请经租房发还办理程序”中有以下两个关键的程序：本局产权地籍处审批并下发撤管通知书和通知产权人办理撤销经租注记手续。

2004年7月30日，在北京市政府出台了鼓励四合院市场交易的文件——《关于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等房屋试行规定的通知》之后，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播放了一个有关北京四合院买卖的节目，题为“四合院孕育大市场”。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令人震惊的镜头，是在一位中年妇女的漂亮的祖传四合院里拍摄的：院子的一边，站着房主人即这位中年妇女，她告诉记者，此宅是她祖父在民国时期购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51年向她家颁发了新中国的房地产所有证。然而，在大规模非法接管市民合法私人房地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北京市房管部门只归还了她家的后院，前院近四十年以来则一直扣在该部门手里，始终拒绝归还；院子的另一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从房管局手里买下了此宅的前院，因为是政府部门卖的所以他相信它。

在电视节目的画面中，观众可以看到女主人身旁的地下有一大堆砖头，但节目主持人没有交代这些砖头的由来。笔者一个星期以后到女主人家登门拜访，才得知在拍摄此节目之前的几天，由房管部门的人组成的“房地经营中心”曾进入她家院子里筑起了一堵墙，并“通知”她该中心已经把这前院在市场上出售了，还要求她为买主指界，即签字确认土地界限，以便为买主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女主人面对这种行径感到极其愤怒，她当然拒绝了签字，并且还拆掉了强在她家筑起的这道墙，这就是为什么院子里会有那么些砖头的缘故。

然而当笔者想透过女主人家客厅的玻璃好好看一看整座院子的全貌时，突然发现这堵已被拆掉的墙怎么又重新筑起来了？笔者得爬上梯子才能看得见前边的院子！据女主人介绍，前些天“房地经营中心”的人再次闯进她家的院子强行筑墙，并且威胁她：如果你再敢拆就上房去扒你房顶的瓦！女主人对我说：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墙就暂时先放在这儿吧，总之他们不可能合法地做这笔交易，因为我永远不会去指界，他们也永远办不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①

时间过去了一年半，事实印证了这位名叫丁艾的女主人的话，因为她家的前院至今都在空着，不见一个人影。

然而，在整个北京老城的祖产权利人当中，丁艾应该算是极少数的幸运者了，因为她本人每天就住在这座只归还了一半的院落里，自己的祖产每天都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得以照看；也因为这座院落的位置处于已经在2002年经历过了“改造”的“南池子保护区”里，所以她一方面一直能时时盯着自己的那一半家，一方面这些屋子又不会因为再遭遇一个从天而降的“规划”而受到拆除的威胁。她现在只是在等待北京市政府能像广东省、福建省和海南省那样依法行政，把这种统一被称为“经租房”的未归还私产做一个“撤管”手续后还给她，之所以叫“经租房”，是因为在1958年那个“极左”的时代，大城市里只要房主拥有超过225平方米以上（中小城市100平方米以下）的私有出租房屋，国家便强制性地要求房主同意这些房屋要由它来经营管理，但此举并没有触及产权。从那个时候起，房主只能拿到原房租的1/3，一直拿到1966年9月所有私房本必须上交房管局的时候。

但是绝大部分北京的经租房主却没有丁艾这样“运气”，因为他们仍拥有产权的“经租房”也同样正在以不同的形式被仅有代行管理权的房管局非法卖给另外的私人，却不可能像她那样有效地或有机会去阻拦。一种出售是在拆迁当中进行的，房管局先以每平方米三百多元到一千多元不等的价格把房子按“公房”卖给租住房子的人，把他们变成假产权人，然后让他们各自拿着一份毫无法律效力的“房改房确权证明”，以所谓“房屋所有人”的身份去拆迁办公室领取十几万或几十万的拆迁款。而这房子的真正主人却是一分钱的“补偿款”也没有。当房主是知情的时候，他会跑过来要求“拆迁办”停下利镐或推土机，然后在遭到冷冷的拒绝之后眼睁睁地痛苦无比地看着自己家的财产被毁成灰烬；而他如果是不知情的话，比 如说他家的老一辈已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没有人和他提过这处房产，那房子便被悄悄地拆除了，房管局虽知合法继承人在哪里也不会去通知他。一个“经租房”业主在眼看着自己家院子里的“经租房”先被卖掉然后被拆除以后，找某区建委去讨说法，问它有什么权利去卖自己的私房，得到的却是该委一个答非所问的答复：“……依据《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拆迁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所有、并指定有关单位管理的公有住房的，直管公有住房应当按照房改政策出售给房屋承租人，故在拆迁区内的由宣房投资管理公司管理的宣武区南横东街133、135号的直管公房，应按照上述政策出售给承租人。”然而这两处宅院并非“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所有”，区建委是拿不出任何产权凭据的！

另一种是在一年多里以来开始对外开放的四合院市场的买卖中进行的，一般是在所谓的平房保护区里。因为只有在这种区域人们才放心买四合院。但尽管如此，市场开放后的头半年里这买卖十分冷清，原因是房地产中介公司常常拿不出其中那些属于经租产的院落的合法证件，提供这些号称“公房”房源的房管局心里太清楚这类房产的真实身份了。但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力太大了吧，不知从哪一天起，房管局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居然就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掏出来并填上了新房主的名字。而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是有公信力的，一下子四合院的买卖便红火起来！买主哪里能想得到该宅房地产的来源是不合法的呢，哪里能想得到在同一块土地上另有主人呢！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城市私有祖产主的土地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局早在1990年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一份复函——（1990）国土法规字第13号里就已明确规定：“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后，公民对原属自己的土地应该自然享有使用权。”

也正由于我国城市祖产主从来都是土地权利人，所以他们既有1949年以前的房地契，也有1951年发的房地产所有证，还有现在和“房屋所有权证”一同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三者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近年来因“落实私房政策”从海外回来收回祖业的很多人都是依据1949年以前的房地契，所以就更不用说在此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的法律效力了。

现在一走进老城区里的南锣鼓巷或后海一带，到处都能见到大兴土木新建四合院的景象。这其中虽然不乏合法工程，即私房主自己修房或合法买卖之后的正常修建房屋①，但也有很多工程的背景十分可疑。

伴随着这种兴旺生意的，是所有有关利益团伙一夜之间的暴富。从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某些专门从事四合院买卖的开发公司的门面，一年多以前还是一副寒酸相的现在已装修得像一座豪华的宫殿，在等待着那些梦求四合院的买主。另外还有表面上不露富的，即我们可以想象的所有的该公司的合作伙伴，尤其是那些实际身份为企业的属于各区房管局的“房地经营中心”。

 在上面所说的这种公司里，其生意的流程主要是按如下程序进行的：依照新四合院模型（有胡同的具体门牌位置）定购—取得定金后进行拆迁—建新四合院—建好后全款付清，买主获得房地产所有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另外如愿买清走完住户的老房子或单买地皮也可以。

如此，除非见到了真正的房主本人，否则每一个新四合院、老房子和胡同里地皮的买主都是可能上当的，都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潜在的危险当中，一旦有一天真正的房地产权利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而诉诸法律的话，新房主便会有大麻烦了！

去年，北京部分经租房的主人已经做好了一个北京老城区经租房地址名单，挂到了某些网站的论坛里，警告欲买四合院的人千万要小心！然而由于各区建委和区房管局对经租房产的地址高度保密，所以这些房主人既无从搜寻更多的地址，更无从把情况通知给那些完全蒙在鼓里的受害者。这份名单是极其有限的，目前仅有近三百个地址，而按照政府文件提供的数字北京的经租房量是24万间，占当时92万间私房总量的1/4以上。

十年以来，北京胡同已经大约消失了近一千五百条，再加上现存胡同里几十年中陆陆续续盖楼房所拆除的院落，目前还在的“经租房”据有关人士估计还有九万间左右。而它们现在正遭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围剿：一方面是在预计保存的平房区里，潜在的受害者是两个——目前没有住在有关院落里的真正房主人（如主人住在这里的话这种非法交易很难成功，因多半会像上述的丁艾女士那样拒绝为土地指界）和将来的买主；另一方面是在预计拆迁后建高楼大厦的胡同区域里，潜在的受害者是一个——“经租房”的主人。

据笔者了解，对于平房区的这种非法的四合院交易，一些愿意守法的房屋中介是深感不安的。一是它们自己不愿意陷进去，二是这种状况使得一些正常交易无法进行，欲完整卖掉自己院子的私房主因收不回经租产而不可能把它卖掉，同时那些欲在老城安家的买主也失掉了一个购置合法四合院的机会。

合法的交易做不了，非法的却大行其道，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最荒唐的情况：被上层机关责成对经租房问题撰写调查报告的（调查若返还会遇到哪些困难等）市、区房管部门，恰恰就是拿这些公民的合法私人财产做美肴的部门。

最后这里还要阐明的是：这场交易的受害者，除了四合院的合法权利人和新买主以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信力！①
本文写于2006年2月10日

①　见“房主人不得入内”一文中的照片“丁艾家的墙”。

①　所谓合法买卖是指买主通过中介等在市场上买的私房及有合法房地产来源的真公房。

福祥胡同13号院的模型

①　自2006年4月开始，北京市开始执行建设部针对“经租房”下达的“纠偏纠错”的文件，即先把一部分认为是当年不应该被政府经租的房屋还给业主，上面故事里丁艾家的半个院子即在此列。然而，该文件又表示可以把房屋折算成钱赔偿给业主，但不能把房屋本身还给业主，这自然是包括丁艾在内的业主们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目前，丁艾已经再度拆掉了那堵墙，但整个局面还僵在那里，她不知自家房子的苦难何时能走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