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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海内与海外》杂志 2008年第7期
六朝古都北京，数不清名士风流。文天祥、于谦、曹雪芹、康有为、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宋庆龄、梅兰芳、齐白石……，无数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在这座建都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沉淀着淳厚文化神韵的古城留下了他们生活的足迹。那些散落于大街小巷的高轩宝刹或古老房舍，无不记录着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其所处时代的变迁。名人已逝，故居尚在，那一扇扇被岁月风雨侵蚀得油漆斑驳的厚重院门背后，曾演绎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或许还发生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这些名人故居在古老北京的城市文脉中是不可或缺的，它承载着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也凝聚了人们的情感关注和想象空间，给后人以教育、以警醒、以启迪。不仅成为璀璨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颇具教育意义的旅游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名人故居，就是保护北京旧城的历史痕迹和人文精华，就是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魂”。
然而，在北京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对名人故居——这不可再生的宝贵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却未尽如人意，许多名人故居正在城市建设的巨轮之下悄无声息地消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
历史：名人故居似天空耀眼繁星
诚然，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或许也能完整地获知这些，但名人故居的存在却能给人以更直观的感受，强化人们的感性认知。随着岁月的远逝，名人所留下的一器一物也便成了后世不可多得的“文物”。
从建筑类型看，北京现存名人故居多以传统四合院为主，杂以少量中西合璧的近代建筑。其中，明朝时期建筑存世极少，多为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时期的建筑。
北京的名人故居到底有多少？是否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也数不清？来自北京市政协的调查显示，北京仅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四个城区（原北京旧城范围内）就有名人故居308所。其中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两处；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处，包括：鲁迅故居、毛泽东故居、李大钊故居、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朱彝尊故居（顺德会馆）、康有为故居、梅兰芳故居、程砚秋故居、齐白石故居、老舍故居、茅盾故居。
被列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作为“暂保单位”，或被列入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中的名人故居还有：
东城——于谦、文天祥、洪承畴、左宗棠、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欧阳予倩、朱启钤、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蔡元培、章士钊、田汉、冰心、叶圣陶、梁实秋、詹天佑、沙千里、艾青、徐海东、陈毅等故居；
西城——郭守敬、龚自珍、溥杰、张之洞、蔡锷、张作霖、刘少奇、董必武、张自忠、张伯驹、马海德、徐悲鸿、萧军、田间等故居；
宣武——孔尚任、李渔、林则徐、顾炎武、杨椒山、纪晓岚、王杰、邵飘萍、谭嗣同、林白水、萧长华、王瑶卿、荀慧生、谭鑫培、李万春、叶盛章、赛金花等故居。
崇文区——郝寿臣故居、王子斌故居等。
当然，这远不是全部。
这其中，既有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住宅，也有忠臣良士的旧居，还有文学巨匠、一代名伶居住生活过的建筑。
现状：众多名人故居被夷为平
据相关资料显示，北京城内现有的308处名人故居中，保护较好的只有74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主要是纪念馆、博物馆、单位办公用房和名人后人居住的独户住宅。另有31处进行了挂牌说明。
毫无疑问，北京市、区两级文物部门对名人故居这一宝贵的文物遗产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凡是属于以上所列的那几类历史名人住过的地方，保存得相对完好的，都被列为区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在院子门口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牌。尤其是有些重要历史名人的宅院，还申报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宋庆龄故居和郭沫若故居。
特别是近十来，北京有关部门不断增加资金投入，使很多名人故居得到了修缮，或经过修缮后陆续对外开放。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王府井大街毗邻的老舍纪念馆，由北京市文物局投资５００多万元进行腾退及修缮后，在老舍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对外开放，开馆以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位于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的纪晓岚故居，在全国政协委员季羡林、罗哲文等文史专家呼吁下，经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老字号晋阳饭庄的十多间餐厅从这座文物古建筑中腾退出来，2001年10月，北京市文物局对纪晓岚故居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阅微草堂旧址作为广安大街上的一处重要文物古迹对社会开放，目前已接待中外游客逾百万人次。2002年，已破败不堪的袁崇焕祠，在崇文区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祠内的居民腾退工作，经过重新修缮于当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从2003年7月开始，政府投资900万元用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谦祠的原址保护，目前，于谦祠已被修葺一新。2007年1月，西城区政府以1200万元腾退了在李大钊故居居住的30余户居民，修缮中再现了故居风貌，并已对外开放，成为“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西城区廉政建设基地”、“西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正在申报“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11月， 位于东城区东四头条19号的侯宝林故居经过简单整修，已正式揭牌，目前正在进行侯宝林生前老物件的征集工作，整理完备的故居今后将对公众免费开放。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是一个住着将近十户人家的大杂院，因为该地区要进行商业开发，院子里的住户已搬迁。这本是件好事，谁知，拆迁公司的工人却差点将故居里的几间房顶给掀掉，幸亏文物部门及时得到消息赶来，才让他们将房子恢复了原貌……
北京文保部门的确为保护名人故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形势严峻，并不乐观。目前，除郭守敬纪念馆、文天祥祠、纪晓岚故居、曹雪芹纪念馆、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由于保存比较完整，或经过重新修缮，对外开放以外，其他名人故居有的虽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故居仍住着名人的后代或成了大杂院；有的改做它用，像位于前门西河沿正乙祠戏楼对面的裘盛戎故居，现已改为 “中国经济科技开发国际交流协会”；位于复兴门内大街 54 号后院的马连良故居，现为经营贵州花江狗肉等菜肴的盛祥饭庄；顾炎武故居所在的报国寺如今则是全国知名的旧文物市场。
据调查，由于缺乏管理、保护和修缮，多达98处的名人故居早已难寻当年的风貌，许多院落房屋年久失修，火险隐患严重。院内地面坑洼，自建房丛生，原有建筑格局遭到破坏，淹没在杂乱无章的建筑之中。如康有为故居、谭嗣同故居、陈独秀旧居、林海音故居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危改”和新北京的建设中，许多很有价值的名人故居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带着它们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永远地消失了。有数据表明，已经被有关部门不加辩识地拆掉的名人故居多达97处，占故居总数的近三分之一，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想当年，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朱彝尊故居已被拆了一半，若不是有关人士及时呼吁，这座古建筑恐怕早已荡然无存。而其他那些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名人故居就没有朱彝尊故居那么幸运了——爱国报界先驱林白水先生的故居消失了；著名宗教界爱国人士赵紫宸先生的故居被夷为平地；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故居被推倒；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的故居不复存在；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故居和余派创始人余叔岩的故居被拆除；京剧名花旦于连泉（艺名小翠花）和京剧名小生叶盛兰的故居也了无踪影……对于现代人，我们要踏寻这些文化名人在北京的历史足迹，也许只能寄希望文字资料和某些老人的记忆中了……
原广渠门內大街207号四合院，是唯一获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故居。据故居发现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考证，曹雪芹就是在这所宅院创作文学巨著《红楼梦》的。学术界一致认为此院是唯一有清史档案可据、有《乾隆京城全图》可考的曹氏宅院，它的可信度远超北京西山的曹雪芹故居。当年，就在红学界和史学界准备在207号院建立曹雪芹纪念馆时，却被有关部门以该院正处“两广路马路拓宽规划路中心”、且不能确定此院为曹雪芹故居为由，在国內外一片反对声中将207号院夷为平地。有关专家认为，此院外墙处在拓宽后的两广路人行道上，并不会对两广路工程造成重大影响，它的牺牲纯属无谓。虽说后来提出了“易地重建”，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十足的“赝品”。这倒使我想起了徐悲鸿故居，徐悲鸿故居原来在北京站附近的受禄街，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后来尽管又重新选址在新街口北大街重建纪念馆，但已算不得真正的名人故居。传闻林白水先生的故居也要“易地重建”，令很多专家学者痛心不已，因为，从环境到地址到建筑材料，无一是历史的原貌。这种拆了真“佛”供假“佛”的“再现”行为其本质就是破坏。
这些年极力倡导挂牌保护文化名人故居的著名作家舒乙先生强调：“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的破坏，就是永久性的毁灭。”名人故居屡屡被毁让他十分心痛。仅舒乙先生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获得成功的名人故居，就包括曹雪芹故居、美术馆后街２２号院旁门赵紫宸、赵萝蕤故居。因而，舒乙先生撰文称有关部门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破坏文物”。
《读者》杂志曾刊登过英国如何保护名人故居的文章，很值得借鉴。
位于诺丁汉南威尔鎮上的一处拜伦故居，保护得非常完好，它的所有者是一位热爱拜伦的贵族，游人可以进入参观，房主有义务为游客现场讲解并收取费用。在伦敦街头的墙上，常常能看见镶嵌着的写有人名和生卒年代的陶瓷蓝牌，有这些蓝牌的房子就是名人故居。这些被挂蓝牌的名人故居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开辟为博物馆或者纪念馆，现在该怎么住还怎么住，与被纪念者无关。凡是挂了蓝牌的房子要加以妥善保护，一律不准拆除，不得改变外形，还要定期修缮，是受法律保护的文物，叫做遗产。另外，为了管理那些被挂牌的房子和主持以后的挂牌仪式，英国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文物遗产委员会，下设蓝牌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全英国共挂了700多块蓝牌，而且这些蓝牌子俨然已成了全英国人的骄傲。英国人爱好人文历史，不仅对本国的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对人类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外国名人也非常尊敬，其在英国的故居也每每受到英国人的尊重和爱护，其中包括伦敦西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的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一九二四年起老舍先生曾在伦敦大学执教六年）。那么，什么样的房子可以挂牌呢？对此，伦敦文物遗产委员会做出明文规定：只有那些在某个领域内为多数人公认的杰出人物，或为人类福祉做出过重要积极贡献的，具有一定知名度且诞辰超过一百年已过世的名人，其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才有可能被确定为保护对象。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老师在他的《莫忘博物馆》一文中，写到：“俄罗斯的名人纪念馆很多，那一幢幢古老的住宅里，参观者总是络绎不绝，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年久的木楼梯不停地发出悦耳的‘咯吱’声”。
世界上一切名城，都保留着一些名人故居。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更不仅仅是旅游，尽管这两种作用都极大。但它终极的意义是显示一座城市人文的高度与精神的深度。记者认为，在如何拯救濒临破败、颓落的名人故居方面，伦敦的经验值得北京效仿。对于保存较好的、重要历史人物的故居，要恢复历史原貌，整旧如旧。如果遗物数量够多，可以根据后人、老照片、文献资料、朋友的回忆按原样陈列出来，开辟为纪念馆或者博物馆。著名作家赵丽宏先生就曾建议抢修谭嗣同故居，并将其升格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匡国良也建议，应该将康有为故居建成戊戌变法纪念馆。也有专家建议，如能将崇文区西半壁街“大刀王五”所创源顺镖局旧址加以抢修，设立一处镖局博物馆，还可为京城增添一处具有平民身份的名人故居。
当然，历史名人众多的北京不可能给每位都建立纪念馆，也没有这个必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先生的建议值得推行，他认为，重视名人故居的目的在于保护它不被拆毁，可将它定成文物和景点。房子内部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该疏散人口的就要疏散，基础工程该做就做，不要破破烂烂，不要大杂院，内部该现代化就现代化，好好保护其外形和色调就行。房子的建筑价值在评估上并不是第一位的，人文价值应放在首位。为那些暂不能开放的名人故居门前挂个显眼的牌子，给那些可能不为人所熟悉的历史名人做个简单的介绍，这在目前应该是容易办到的。这样的做法无疑将是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尊重与弘扬。
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专家王有泉曾撰文谈到，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不力的原因非常复杂，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由文物部门负责管理；但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其产权关系复杂，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特别是很多重要的名人故居现已成为大杂院，腾退搬迁、整修建筑、治理周边环境成本很高，而单靠政府财政很难负担。比如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内有百多户人家，因为没有资金为居民安排新住所，腾退工作一直搁置，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普遍存在。这确实是个一时难以解决的课题。
……
什么时候关于名人故居受损的话题能够不再被屡屡提起？什么时候那些久远的历史记忆能够被人类珍惜珍藏？
在古都风貌的保护上我们已经走了太多弯路，或许简单地责怪某一方都是不公平的。北京的城市结构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我们需要更新观念，那种把古城看成负担的观念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相悖。北京城的改造史上并非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事例，但在实际建设上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权力的胜利。于是，弯路不可避免——北京水系的随意变更看来莽撞了点儿，不然的话，也用不着再恢复河湖水系；北京城墙的拆毁似乎也莽撞了点儿，否则，也用不着重建永定门了。历史不可能逆转，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世界并不缺少高楼大厦的北京，缺少的是具有特殊文化背景，悠久历史的北京。
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看到中国文物古迹屡遭破坏的情景时，曾发出忠告：“我们现在有的（现代化），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其情切切，值得深思。
好在，随着人文奥运理念的不断深入，保护好名人故居并使其成为人文奥运风景线的呼吁，已引起北京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京名人故居会成为北京游览图中璀璨之景观。
我们翘首以待！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7fa6270100b6j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