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土地产权研究

1954年出生于北京,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是散文作家、土地专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从1997年夏天开始,因发现北京在大规模地拆除胡同,华新民开始向社会各界呼吁停止拆迁并对北京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并由此逐渐对土地制度和产权进行研究和传播。经常活跃于媒体和社交网络,发表土地制度与私人房地产权相关的言论和文章,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层面积极呼吁各界对私人房产的尊重和保护。 被南方周末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拆房者,醒来!

华新民华新民

转自老北京网。作者:叶金中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06年

两年多来,牵动了众多关心古都风貌人士的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终以保护者赵景心老先生的败诉再次揪起了人们关注的心。败诉即意味着合法拆除,2000年10月26日,这座经多少人牵挂的四合院终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永远从古城中消逝了。在北京拆除类似的成百上千座四合院似乎无足挂齿,但这背后却是一个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这个大问题。现在,全国都在搞建设,有的古城已经拆的面目全非,因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刻不容缓。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现代意识


这些年,伴着“危房改造”的房地产开发,众多胡同、四合院消失的无踪无影,其中,引起一些纠纷,而真正站出来保护古建的并不多。当“拆”字划到齐白石故居的墙上时,引起社会 舆论的广泛关注,而更多有价值的老房子在住房紧张住户的欣喜中悄悄消失了。尚小云故居拆了;余叔岩故居拆了;北京老城唯一的过街楼实物观音院过街楼拆了;休宁会馆拆了;伏魔寺拆了;李鸿藻故居拆了;戊戍变法的重要见证物粤东新馆于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时,在专家学者的保护声中被急速地拆除了,成了对戊戍变法的特殊纪念。此次引起轰动的赵景心老先生的四合院,是世界级文化名人赵紫宸和国家级文化名人赵萝蕤的故居,有着巨大的人文价值。据专家考证,正房有明显的明代或明末清初的特征,在北京的民居中,尚末发现明代建筑,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惊喜,然而,这挡不住开发商的利益趋动。赵景心夫妇说:“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将来这房子还是要留给国家,我们是为国家保留这房子。”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责任感。这个房子的人文价值,远比它的地皮价值大的多的多!现在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在认识到它的价值时,完全可以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杭州胡庆余堂面临拆除时,有识之士呼吁保护,它原本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结果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5月17日,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六位学者呼吁保护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众多政协委员呼吁保护,媒体的广泛吁吁拯救,这一切都改变不了拆迁者的坚定意志。这个事件再次向我们敲起了警钟,保护古城为什么总是以保护者的失败而告终?定海古城在居民的保护声中面目全非,专家的呼声,群众的呼声,掩埋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我们要大喊一声,拆房者,醒来!
北京有很多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可能保的住,而赵氏故居拆除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被列入保护的有价值的古建筑在房地产开发中都很难保住,因为其它保护者可能没有这样充分的理由,没有名人学者呼吁保护,保护者可能都没有勇气再提出保护,尽管它有很多的人文历史价值。这对房地产商来说是个喜讯,对古城将是一个灾难!胡同一片片的消失,人们要问,这还是北京吗?如果北京只能当作地皮炒,那将是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房地产商作的最后贡献,因为这块地皮增加了赚钱的法码!
1996年3月8日,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代表科教文卫体委员发言:“《文物保护法》虽已颁布,但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仍很淡漠,近几年,全国各地展开的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公路、铁路建设等,对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大型遗址,重要文物保护区及历史文化名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一些对文物造成破坏的大型建设项目属于政府行为,所以《文物保护法》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然而,保护传统文化已成为全世界共识的今天,我们的政府部门是否可以改一改观念呢?要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现代意识,不能一说保护就跟保守、落后、顽固联系在一起。从保护一个个零散的文物保护单位,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进步,是一个飞跃。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北京,而现在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现代与传统并不矛盾。如果一拆就可以现代化,这现代化是不是太容易了?西方国家没有大拆古城不是也现代化了吗?看来拆古城与现代化没有必然联系。在保护古都风貌方面,普通百姓已走到了前面。必竟全世界只有一个北京,她传递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映成辉。中国也只有一个北京,她完整的棋盘格局只有西安、大同等城市可以相比,但都不能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西安、大同就可以拆)她的皇家气派则无与伦比。尽管已经拆了很多,她仍是记载中国文化信息最多的城市之一,只要我们有了保护意识,现在谈保护还来得及。任何事情后悔都晚,古都一旦破坏永远无法复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无权把几百年、几千年的文化遗迹毁坏!
对待文物古迹及有价值的古建筑有几种作法,上策为整旧如旧,其次为整旧如新,再次为异地重建,更次为拆真建仿古,最次为一拆了之。我们已经进入钢筋水泥时代,历史上改朝换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基本不变的大环境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现在一般不再按传统工艺搞建筑,因此现有保存较好的古建筑尤其值得珍惜。怀旧和敬祖是人所独有的特征,古建筑就是历史的最佳见证。怀旧和敬祖不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它是从历史的进程中吸取教训,从先人的作为中获得智慧。古人早就明白“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方面夸耀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破坏这文明的证据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城保护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大多被破坏殆尽。中国的传统中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代一定要毁掉前朝的皇宫及都城,从项羽开了头,一代烧一代。似乎不烧不能显示当朝的英明。中华文明一次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我们看一看世界古代十座大城市的面积比较:(一)隋大兴(唐长安),84平方公里(公元583年)。(二)北魏洛阳,73平方公里(公元493年),(三)明清北京60平方公里,(公元1421年)(四)元大都50平方公里(公元1267年),(五)隋唐洛阳45平方公里(公元605年),(六)明南京43平方公里(公元1366年)(七)汉长安(内城)35平方公里(公元前202年),(八)巴格达30·44平方公里(公元800年),(九)罗马13·68平方公里(公元300年),(十)拜占庭11·99平方公里(公元447年)。(见《中国古建筑园林观赏》阎长城、晓鹏著)。其中中国的古城占七座,长安、洛阳、北京经过几次时代变迁,仍在世界大城市之列,可惜这些古城的历史遗存远不如罗马等名城。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建筑的实证却少的可怜。在我国,唐朝以前的地面建筑几乎没有留存。唐代建筑也只有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等几处。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木塔是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木塔。元代建筑也极少,北京能见到的只有白塔寺的白塔了。残存的有元大都土城遗址等。我们说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多亏 有考古的佐证。
历史上,北京一直是北方重镇,至金定为中都是北京正式成为都城的开始。公元1215年,金中都遭到蒙古骑兵的破坏,之后,元在废墟上建成了大都。清军攻入北京后采取了保护和利用的政策,这与东汉末的董卓毁长安和唐末的朱温毁长安相比,与洛阳在历史上的多次被毁相比,北京是幸运的。近代,又经过近百年的屈辱,古城已衰败。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为了保护古城采取了和平解放的方针。终使“北京这一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梁思成语)保护了下来。古都北京保留到今天是来之不易的。古城虽然保住了,但是人们潜意识里的破旧立新的思想没有消失,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把腐败、落后的根源安在老房子上,必除之而后快!一遇到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时,胡同、四合院、城门、城墙就首当其冲。一些人甚至认为,北京可保的太多了,这也保,那也保,还怎么发展!其实多吗?以北京三千年的建城史来说,太少了,以北京近千年的建都史来说也不太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太少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另建行政中心。现在人们感叹梁思成的远见,然而又一次走入拆改老城区的死胡同。现在的北京规划市区1050平方公里,是老城区62平方公里的17倍,净增16倍,完全有了梁公设想开发新区保护老城的条件,为什么非得在老城区大动干戈呢?“就跟当年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舒乙语)其实,拆胡同、四合院更堪于拆城墙。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古城一去将不复返,我们将来还怎样向后代夸耀我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呢?
中华古老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文物是振奋民族精神的载体,同时也是宏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力武器。 1990年7月11日,江泽民主席等铙有兴趣地参观了由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在故宫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有记者问江泽民主席发表何感想。他说:“感想万千!”接着他即兴讲话:“看了这个展览,总的感觉就是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是有高度智慧的。这个展览就是铁证。我为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更感光荣和骄傲。”当时作为中央领导人主管文化、文物工作的李瑞环同志在故宫参观“文物精华展”之后指出: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事,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有远见卓识。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首任国家文物 局局长)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拆毁的差不多了。
从世界的角度看古城保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盲目崇洋媚外,被讽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我们国力的提升,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 盲目崇洋媚外的越来越少。这时,也是我们认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大好时机。现在,我们的建筑跟在人家后边亦步亦趋,然而,一谈外国保护古城的经验则先有抵触情绪,岂不咄咄怪事?要知道,落后的不是老房子,而是我们的老思想。
我们看一看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是怎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文献中,已有文物保护方面的内容。中世纪时已停止因政权更替破坏古建筑。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五世纪,却奇迹般地保护下来了,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相当于我们的汉代,也保护下来了。欧洲许多城市的大片街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保护的很好。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建筑是砖木结构不宜存世太久,其实不然,我们既然有唐朝的建筑留存,就说明砖木结构的建筑完全可以保存一千多年。对古建筑的人为破坏远远大于自然的老化及雷电毁坏。
在欧洲,对建筑多方面价值的认识,最初并不是建筑界,而是发韧于思想界、文化界。建筑的灵魂在于它的原生性和真实性,任何复制品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值。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这就是保护历史建筑的原因。现在我们的很多专家、学者、建筑专家都在大声疾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很多平民百姓也认识到保护古城的重要性,显示了我们在建设开发中保护文化传统的紧迫性。我们经常为一颗古树让路改设计,为什么对有重大人文、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没有一点侧隐之心呢?现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政绩不在楼高低和楼多少。在英国伦敦,看不到什么现代建筑,没有摩天大楼,市区象一幅古老的风俗画。然而,这正是伦敦的特色。在巴黎,历史就写在一片片随处可见的老街老屋中。即使象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人们在华盛顿所见的也大多是3—6层的大理石建筑,而且,50年以上的建筑不容许随便拆除。我们这儿150年以上的建筑又有多少人珍惜呢?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老建筑到处可见,而人们的生活是现代化的。
我们再看意大利,政府十分重视保护本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五六十年代,意大利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中央政府及时有力的干预,大批古迹安全渡过危险期。意大利的文化和环境财产部被称做跨行业、跨领域的“超级部”。意大利法律赋予文保部门很大的权力。地方文管局与地方政府无任何隶属关系,只对中央负责。文管区内任何基建项目和市政工程,必须事先报文管局审批,经同意后方可施工。文管局有权以行政手段命令立即停止违章施工,一切后果和损失由建筑方承担。在司法机关处理的纠纷案件中,大多数都以文管局胜诉告终。这种机制避免了分权机制可能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的地方文物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文物部门往往只能听命于地方政府,而无力挽救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甚至国家文物部门都制止不了地方政府的破坏行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文物部门应有制止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权力。
从北京现代化的角度看古城保护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有近千年的建都史,我们不能要求古人按现代人的要求规划城市。我们在以古都为自豪的时候,还有责任传递这一存在于古都中的历史文化气息,而不是将其中断。当然,如果我们只谈保护而不谈发展也是行不通的,我们毕竟生活在20世纪并已进入21世纪,发展是必然的,关键是不应以 消灭传统为代价。下面, 我们就从现代化的角度谈一谈古都的发展。
一,基础设施问题:供电、供气、上下水、取暧、通讯等一系列问题,跟北京是不是胡同、四合院没有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现在不足的,综合配齐就是了。这当然需要财力的支持,可量力而行,先易后难,不能指望一天把好事都做完。一些发达国家都根据财力慢慢改造,我们是不是比人家更富裕呢?拆光了建基础设施更容易,可拆光了还是古都吗?科技永远在进步,是不是伴着每次的科技进步都要拆改呢?特别是古都更要慎重。我们填填挖挖挖挖填的事干的还少吗?反复是最大的浪费。想当初,电视广播要隔几十公里建一个中继站,现在不是可以直接上卫星了吗?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有些国家一开始也采取拆的办法,所幸的是被及时制止了,这才保留下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比他们搞建设要晚,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二,交通问题:北京交通问题的根结,就是城市的功能过于集中于市中心。办事,工作都要到市中心区,包括已搬迁出城中心区的人每天都要来回往返,使交通不堪重负。根据各国的经验,市中心区不宜大力发展私人轿车,而我们现在旧城区内盖的商品房,每平米都在八千至一万元以上,买的起房的人,必定买的起车。这样一来,停车,行车都成了大问题,交通问题成为一个死结。根据各国经验,较富裕的人不宜住市中心区,否则,与人与已都不方便。市中心区应以公共交通为主。面对入世,我们不能再过分限制私车发展,但要避免过分集中于市中心。
三,环境问题:登高看保护比较好的成片四合院,会发现房子完全掩映在绿树之中,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杰出的环保意识。近几年,我们建成了一片片绿地,为何不能保护这一片片真正的绿地呢?这同时还是我们心中的文化绿洲。城区不宜大面积拆除,否则,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要受到重大损失,自然环境破坏了还能恢复,而人文环境将一去不复返。近些年 ,北京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可吸入颗粒物,其来源之一,就是拆迁造成的扬尘及某些拆迁后多年闲置的空地。几十年来,我们改变了一些水系,即是环境保护的损失,又是景观的损失。
四,人口问题:据1994年的统计,东城区常住人口65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万人;西城区人口79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万人;宣武区人口54·66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万人;崇文区人口43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6万人。明朝天启元年东城的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2·4万人,西城达到2·5万人。(见《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候仁之主编)而宣武区的人口一直比较多,人口密度跟明清差不多,但这也不应该成为宣武区大拆大改的理由。宣武区各省会馆最多,而近代中国与各省旅京人士的贡献是不可分的。其实,城区的人口多,住房拥挤被夸大了。再加上一些空巢户,老城区的人口密度应小于统计数字。如果人口再适当外迁一部分。完全可以恢复古都风貌,还大杂院以四合院的本来面目。
五,景观问题:城市是人文景观,它再现历史的延续性。如果我们一味拆胡同、四合院将使其出现断层。如果再树起一座座毫无特色的火柴盒式居民楼,其人文景观则尽失,那将是我们古都的最大悲哀。四合院的最大罪过似乎就是它占地面积大,只有一层。其实,一些发达国家的古城也尽是一层、两层、三层的古建筑,并不因其层数少而成为拆除的理由。建筑需要财力的支持,我们的四合院在完成它的居住功能的同时,还有审美功能。而火柴盒式楼则只有居住功能无审美功能,是建筑的最低形式,是财力不足的显示。据一些外国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我们也应该自觉营造旅游环境。多保护文化传统,当然,保护不只是为了旅游。可以把交通方便、保护较好的大宅院改建成宾馆。总比大拆大改的房地产开发好。
六,建筑问题:科技的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世界一体化明显加快了步伐,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民族化呢?法国的哥特式建筑与意大利的哥特式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的建筑与西欧建筑也有很大不同,看来建筑还是需要它独特的语言。尽管当代我们还看不出来,但我们不能否定现代建筑应有它的地域性及民族性。几十年来,我们的建筑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最终解决,我们渴望现代化也需要民族化,但现代化不等于洋化,到处建小洋楼不是我们的光彩。
七,色彩问题:古都民居的灰色,伴着绿树给人以非常和诣高雅的感觉,它们共同烘托出皇城的灿烂辉煌。整个城市设计非常井然有序。现在一谈到灰色,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灰溜溜、衰败等,而乎视了它的高雅和平和。其实这是中国近百年屈辱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什么样的国力就有什么样的心态,现在我们应该还灰色以本来面目。近代,外国人在北京建了一些西式建筑。以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是很难对其控制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更是如此,他们划东交民巷为使馆区就是明证。但我们发现,他们在北京建的建筑,也大多是灰色,在使馆中还适当保留中式建筑。看来他们的建筑师还是懂得整个城市的和谐的。出了北京,西式建筑就花里胡俏了。比如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我们现在的色彩有杂乱无章之感,特别是一些低矮的房子也多用白色或浅色,只有乱的感觉。应当承认高层建筑用浅色还是有现代感的。一个城市的色彩总应有一个主色调。我们现在的北京老城区应有两种色调,即老城区的灰色和一些重要道路的现代感,如: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等。现在北京有的街道两旁及楼房刷粉色、红色,品位很低。
八,商业问题:商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商业区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我们脑瓜一热想让哪儿成为商业区就马上成为商业区的。商业和交通是一对矛盾,凡交通顺畅了,商业一般就作不起来。(交通便利的大批发市场和家具城除外)由美术馆东侧到东大桥、由菜市口到广安门,平安大街等改造后,商业都大不如前,交通和商业有得有失。即想交通畅,又想商业兴,看来很难。当然,地铁另当别论。但商业又得讲交通方便,要统筹规划。我们应当适当保护小商家。隆福寺盖楼就是一例,小商家没了,大商家又不来,骑虎难下。北京城不可能全是大商家。小商家所交税费,对国家贡献也是很大的。一条街有上千家或几千家,也是十分可观的。商业要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气。平安大街商业开发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气,顾客过马路很费劲,是商业的大忌。但平安大街再现中国特色的总体规划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把一些市或区里的职能部门安排在平安大街上,将是两全齐美的事。现在正建的两广大街也存在这个问题。
九,规划问题:现在的规划,比明清时期困难的多。当时主要是规划城区布局及水系,至于建筑,因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是很容易和谐的。这也是北京在清代以前老百姓不住楼的原因,皇帝不住楼,谁还敢住楼呢?在北京居住用楼及商业用楼,历史一般也就一百多年。其实在中国古代二千多年前就有楼的概念。古人认为仙人好楼居,所以一直没有将其作为人居住的主要形式。这就是历史,我们要承认这一现实。北京早就有城市总体规划,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规划,这是一个进步,比如长安街、王府井步行街、隆福寺步行街等,各种管线统一设置,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北京的发展方向应淘汰水泥电线杆,天上不应到处乱飞线,这种飞线极大地降低了都城的档次。从长远看,应多发展地铁、公共汽车,而取消无轨电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称其为无轨电车,却忽视了它的有线,对城市景观造成了严重破坏。而且无轨电车主要走的是老城区,尤其在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惨不忍睹。然而,无轨电车的最大优点是无污染,我们既要保留它不污染空气的优点,又要消除它对城市景观破坏的缺点,比较好的办法是更换或改造成燃气公交车。广州、成都等城市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无轨电车,北京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应该把旧城的发展及保护与二环、三环外区别对待。二环、三环以外应更多地向现代化发展,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宁可在三环以外建的高一点,都要保老城区的低一点。我们保护旧城内的四合院,并不要新建更多的四合院,旧城外应该放开手脚,让建筑师设计出更多有特色的现代化建筑,总之,北京这样大的空间大有建筑师的用武之地。北京现代化水平的建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1999年北京出台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划定了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从点的保护到面的保护,我们终于前进了一步。建设部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 师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先生评论到:“这是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举措,这是第一批,我觉得保护面积还不够,还应该有第二批、第三批。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保护。”北京旧城可能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能讲出激动人心的故事,我们抬眼看,到处都是人文景观,这是北京的财富,切不可当成发展的累赘。我们现在正在申办奥运,我们期盼申办成功!那样,我们的城市还将有更大变化,我们希望是基础设施的变化,是环境的美化,而不是继续拆胡同、四合院。

1954年出生于北京,拥有中国、波兰、法国血统,是散文作家、土地专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著有《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个蓝眼睛北京人的十年胡同保卫战》。从1997年夏天开始,因发现北京在大规模地拆除胡同,华新民开始向社会各界呼吁停止拆迁并对北京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并由此逐渐对土地制度和产权进行研究和传播。经常活跃于媒体和社交网络,发表土地制度与私人房地产权相关的言论和文章,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层面积极呼吁各界对私人房产的尊重和保护。 被南方周末评为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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