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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久远的记忆
我最早的记忆中，是居住在北京东城，建国门内（那时，建国门并没有城门，只是个城墙的豁口）小椿树胡同（现在称：向春胡同）。一进西口，第一家，四合院。当时父母做小学教师，所以只是租住在房东家外院的倒座（南房）里。
每天一早、一晚，太太（我们是旗人，称奶奶为太太），拿着一个蒲团去拜太阳。这大概是满族人的风俗。早上，在太阳升起时，到院子东南角，朝东磕头，迎接太阳升起。晚上到院子西南角，向西磕头，送别太阳。每天如此。
我的祖上是清朝的武官，叫伊图马，后来指名为姓，我们家就姓伊了。在一进门的影壁后面的库房里，记得曾经挂过祖先的画像，称做‘影’。逢年过节要给祖先上供。摆一些点心、蜜供，酒，饭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浪费，供一天后，拿下来就给我们分吃了。太太说：上供人吃吗。爷爷早年是个看城的旗人军官，好喝酒。较早就去世了。奶奶拉着两个儿子，生活很艰难。父亲是二儿子，很早（大约7，8岁）就被送到当时孙中山的国务总理熊熙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去了。那是一所专门收养穷人子女的学校，勤工俭学形式。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做工。学校还教一些生活本领。如男孩子学修理皮鞋，女孩子学针织，缝纫。男校在今天香山寺，女校在白松亭附近。我母亲是父亲的同学。从小青梅竹马在一起。这个学校是一贯制学校，可以直上到中专毕业。我的父母就是师范毕业的。毕业后一起当了小学教师。由于都是穷人的孩子，在学校里很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一些共产党大官是出自这里。如：解放后的邮电部长赵志刚，铁道部长刘建章等都是这里毕业的。父亲1927年入党，刘建章是介绍人。
1949年解放前夕，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当时称北平）。记忆里，每天能够隐约听到隆隆的炮声，方向在西北方。我们住房的玻璃窗上，都贴上了米字型的纸条，父亲说是防止打炮震碎玻璃时伤人。每天晚上，灯火管制，点一个小油灯，还要把门、窗遮严。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解放军围城期间。一进四合院大门，在左边上的门房里，住了一群撤退回城的国民党兵。白天，他们赶着一挂大车出城去抢粮食，准备坚守北京。晚上在小屋里抽烟，打牌。满地是他们从城外拉回来的大麻袋，还有成堆的白薯。我那时只有4、5岁，很好奇。记得趴在门边看他们时，有个兵给我洗一块生白薯，非要塞给我，说：‘吃吧，吃吧，甜之那’。我从来没有吃过生白薯，尝了一下，却觉得一点也不好吃，偷偷扔了。
后来北京和平解放，这帮大兵也就消失了。
旧京杂忆（2）
四合院的冬天
旧时北京的冬天好象比现在冷的多。住在北京倒座平房里就更冷，西北风在门缝里‘呜呜’地呼啸着。那个年月，没有暖气。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我小时候很爱看这些冰花。它们可以任凭你随意想象。有时像树林，有时像花朵，有时像动物。北京老房子的前脸全部是门窗，窗户下面部分是玻璃的，上半部分糊的是窗户纸。每年入冬就要去买高丽纸和茳杆儿（茳杆儿就是高粱杆靠近果穗的部分，没有节，粗细一致）。窗户最上一排，用高丽纸糊死。中间一排则要钉上钉子，用粗白线连成X型。高丽纸上部粘在窗框上，下部粘在茳杆儿上。压在白线下。这样，需要时，可将窗户纸向上卷起来。通风换气。
屋里一般夏天生小煤球炉子，可以搬来搬去。冬天则要生洋炉子。就是带烟筒的炉子，在火膛上面有一段空间，上面盖几个火圈，侧面留有烟囱口，可以接烟囱。。我们孩子们对炉子很亲。一是冬天寒冷，数九天不出屋，经常要围炉取暖。二是很多好吃的东西要用这个炉子做。妈妈蒸馒头时，就会把炉子外面的侧面擦干净。给我一个小板凳和一小团面，让我在上面贴小饼。取一小块面，沾上点水，贴在炉子上，兹啦一声，就贴住了。烙出的小饼一面焦黄，又香又脆。还是自己作的，感觉非常好吃。这大概是我自己做的最早的食品了。如果买白薯，妈妈一定会买一些小块的。可以放在洋炉子里面，制作烤白薯。这是冬天下午午觉后最好的点心了。如果都没有，妈妈会抓出一把黄豆，在炉子上炒得酥脆。也够我们几个孩子消磨一个下午了。
炉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烘烤衣物。冬天衣物洗了不容易干，孩子们的衣服又经常脏。那时候没有多少替换的衣裳，所以妈妈几乎每天要洗衣服。晚上安排我们钻被窝以后，扒下脏的罩衣洗净。然后放到烘炉上烘烤干。烘炉是用粗铁丝编的，好像一个大筐，扣在炉子上。将衣服晾在上面，一晚上就干了。当有小弟弟、妹妹时，烘炉上就经常烤着孩子的介子（尿布），于是屋里就弥漫着淡淡的孩子味（奶味和尿味）。
冬天的早晨，我常常是被妈妈弄炉子的声音吵醒。为了省煤，炉子一般晚上灭掉。早上妈妈很早就要起来。扒出头天的煤灰，放上劈柴和煤，点着火。等炉火着旺，屋里暖和了再叫孩子们起床。妈妈还要一件一件把我们的小衣服在炉子上烤热，大孩子的放到被子里捂着。给小孩子穿衣服，烤一件穿一件。每到腊月，天气最冷时，我们都不愿意出被窝。妈妈总得左哄右哄的。嘴里说着：‘腊七、腊八，冻死小丫，腊九、腊十儿，冻死小人’。这样，我童年里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旧京杂忆（3）
夏日北京
旧时北京的夏天，雨水比现在多的多。一进农历6，7月，常常是连阴天。雨水漓漓拉拉下个不停。屋檐下雨水滴成一条线，把地上砸成一溜小坑。四合院里积了水，成了一个个小水洼。再下雨时，就会砸出一个个的水泡，漂在水面上，半天也不消失。孩子们就会拍着手唱儿歌：‘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着草帽了。’
一遇到雨停下来，我们立刻跑到院子里。到处找‘水妞儿’。‘水妞儿’是北京土语，也就是蜗牛。找到了，放在屋里的地上，等它探出头来。如果半天没有动静，就要给它唱歌，引它出来：‘水妞儿，水妞儿，先出犄角，后出头睐，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羊骨头、烧羊肉。’水妞儿往往禁不起好吃的诱惑，慢慢地伸出两个小犄角，再探出头和尾，慢慢悠悠地爬起来。一只水妞儿可以让我们高兴半天儿。
雨过天晴，就会有许多蜻蜓飞来。北京话叫做‘老琉璃’。刚下过雨，老琉璃的翅膀还不太干，落在小树上，用手都可以抓住。更多时候是用网抄。老琉璃有两个灯泡一样的大眼睛，对前面和四周都看得很清楚，只有身后是它的盲区。抓它就要从后面慢慢走近，突然出手，才能抓住。抓住一只后，妈妈用线帮我们栓住它，老琉璃还能飞起来。我们抓住线的另一头跟着跑。
遇到晴天，树上的蝉就会叫个不停。北京管蝉叫做霁鸟，大概就是因为它一叫，就云收雨霁了吧。霁鸟有两种，一种只会发连续的长音，个头比较大一些，出现在夏初时节。另一种个头较小，出现在数伏之后。叫时发出两个音，类似‘伏天儿，伏天儿，’所以名字也就叫做‘伏天儿’。霁鸟飞得很快，常常在空中划出一条带响声的直线。，偶然会直撞到树上，撞晕了掉下来。那时我们就得了宝贝，把它放到屋里纱窗上，听它叫。如果不叫，用手在霁鸟两边捏一下，它就会叫起来。但有时好容易得到一只，却怎么也不会叫。爸爸说那是只母的，根本就不会叫。白白高兴一场。
天热时太太常带我们去胡同口大槐树下去乘凉。北京胡同里槐树很多，长得又高又大。浓浓的树阴，是老人、孩子们夏天消暑的宝地。所以现在北京的市树就是国槐。在槐树下乘凉有两件东西可以玩。一是摘槐树叶、槐树花玩。槐树的叶子像羽毛一样，在一个梗子两边交替长着叶子。可以一个个数数玩。揪光了叶子，用两根梗子弯曲后，对着交叉起来，可以编成‘油炸鬼’的样子。‘油炸鬼’是老北京的早点，就像现在的焦圈，但我印象里比焦圈要大一些。仲夏，阴历五月，槐花开时，白色的槐花一串串的，把树枝都压弯了。树下飘着淡淡的清香。大人给我们摘下一串槐花，把一个个花朵摘下来，吸允里面的花蜜。有一点甜甜香香的味道。如果摘得多了，就抱回家去，妈妈用槐花掺上面粉烙饼，可好吃啦。
槐树下另一个玩的东西就不太雅了。是一种青青的肉虫子，俗称‘吊死鬼儿’。那是因为它常常吐着丝，从树上吊下来。挂在树枝儿上，随风摇摆。就像上吊的人一样。走在树下，常常会有‘吊死鬼儿’掉在脸上、脖子里，凉凉的，吓人一跳。女孩子到槐树下玩，就怕这玩意儿。我们小小子就喜欢它。捏住它上面的丝，可以提溜着到处跑，吓唬姐姐，妹妹。也是童年一乐。
旧京杂忆（4）
–儿歌与手指戏
在孩子的早期智力开发与教育中，儿歌与手指戏是很有作用的。回忆起小的时候太太（奶奶）和妈妈教的一些玩意儿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有些是她们在教弟弟妹妹时，多次重复记住的。唱儿歌时要注意：北京话的特点是儿化音，很多字都要儿化才好说，好听。
当孩子刚刚会坐，还不会说话时，老人握住孩子的两手，将两手的食指指尖接触，然后快速分开。口里说着：‘燕儿（儿化，一个音）、燕儿、燕儿、燕儿飞，拉屎一大堆。’孩子可能根本听不懂语言的含义。但动作和音韵会逗得孩子咯儿咯儿地笑起来。再有就是点蚰蜒。拿着孩子的小手，用他的手指依次接触脚趾，口里说着：‘点、点，点蚰蜒。蚰蜒花，七个碟子八个瓜，打败老蒋再回家’。
当孩子学说话了，北京的童谣就更多了。有教孩子数数和认识手指头的。依次点着手指说：‘大拇哥（拇指），二亩地（食指），钟鼓楼（谐音：中，中指），护国寺（谐音：四，无名指），小妞妞（小指），爱淘气。’名称里既有各个手指特点，也有联系北京地名的特点，很有意思。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小小子，坐门镦，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吗呀？开灯，说话，吹灯，做伴儿。’也有结合当时特点的：‘锔锅、锔碗儿，锔大缸；大刚的媳妇儿会打枪，枪对枪，杆儿对杆儿，不多不少十六点儿’。有结合认识实物的儿歌：‘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着白胖子。’指的是花生。还有‘鸡蛋，鸡蛋，磕磕儿，里边住着格格儿；格格儿出来买菜，里边住着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边住着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我们男孩子最喜欢的则是：‘丫头丫，会看家；偷了米，换芝麻；芝麻细，油炸蜜；枣儿糕，热火烧；烫得丫头叫姥姥。’吵架时，可以用来气姐姐，妹妹们。老北京的童谣结合实物，节奏分明，合辙压韵。对于孩子学说话，习韵律很有帮助。这也可能是我后来能做几首诗的启蒙教育吧。
更有意义的是一些手指游戏。手指是孩子天然的玩具，不管是在床上，地下，任何场合都能玩。通过手指游戏，能锻练孩子手指的运动能力和准确性。最简单的是做眼镜：两手交叉，手背相贴。两个小指勾起来，其余手指弯曲成环状。放到眼前，就是一副很形象的眼镜了。难一些的是水车。旧时的北京大多吃井水。井水要靠送水人用辘轳从井里打上来，灌到独轮车上的大木桶里；再用独轮车送到四合院门口；用水桶接了，再挑到屋里的水缸里。模仿的就是这个水车。做法是：两手并拢；然后无名指交叉，再用食指勾住对侧的无名指。而其他手指仍伸直、并拢。整个样子就很相一个独轮车。小指作为车轮。还可以向前推，嘴里模仿着送水过程：‘吱扭，吱扭，要水不要？’‘要’，‘哗啦’一倒。十分形象，有趣。
更难的是另一种，将两手背相贴，垂直交叉。两只手的小指和食指互相勾起来，各手的其他手指凑在一起。接着就要模仿场景了，说；‘楼上仨人喝酒’，同时，动一下右手的拇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头。‘楼下仨马吃草’，同时，动一下左手的三个手指头。‘二人梆梆打架’，动一下两个食指。‘王妈说：别打了，别打了。‘小妞妞说：该打，该打’，动一下两个小指。刚开始很难动好指定的手指，通过练习才逐渐能运动自如。
小时候这些童戏，既锻炼了语言，也练习了双手的灵活性。对幼儿很有好处。
旧京杂忆（5）
胡同小吃
旧日的北京，胡同里走街串巷卖小吃食的很多。他们也是孩子们最欢迎的人。我家的房子邻街，所以总能听到各式各样的叫卖声。大家都熟悉的冰糖葫芦，烤白薯自不必说了，还有一些，也很有特色。
很多卖吃食的都是在晚上出来。经常能听到卖呛面馒头的。所谓呛面馒头又叫山东馒头，是在发面里揉入大量的干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很硬，有咬劲，放多少天也不会坏。吆喝声是：‘硬面。。。饽饽’。（北京管馒头又叫饽饽）前两个字拉很长的声，最后饽饽两个字连起来蹦出，的确有点硬面馒头的感觉。晚上还常有卖牛蹄筋的，推一辆小车，上面一个叵箩，放牛蹄筋，蒙一块白布。一块案板，一把尖刀。牛蹄筋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以买一大碗。小贩用刀切好，撒上胡椒面。是爸爸下酒的好菜。卖牛蹄筋的车上总有一盏很亮，很小的灯，并不是家中没电时常点的煤油灯。当时觉得很奇妙，后来才知道是电石灯。
冬天的晚上，还有卖‘半空儿’的。‘半空儿’就是质量不太好的炒花生。因为大多只有一个仁儿在里面，另外一个是瘪的，所以叫‘半空儿’。但‘半空儿’很便宜，一分钱（当时是一百块钱）能买一小碗，又很香，所以受孩子们的欢迎。我们每天支愣着耳朵听他的吆喝声：‘半空儿…多给’。
那时，除了买烤白薯，买的更多的是煮白薯。因为比烤白薯更便宜，几分钱能买一大块。卖煮白薯的一般在街角上，一个小炉子上，支一口大锅。煮白薯又叫‘煳’白薯。开始时一锅水煮，等到白薯熟了，盖住火，慢慢熬着。一锅白薯，要卖到最后才最好吃。因为水分烤出去了，贴着锅的一面焦黄，吃着特别甜。所以那时有一个童谣，形容去买煮白薯的小姑娘与老板的对话：‘大块、干瓤、靠锅边，不要须子，多给点’ 。‘真贫’ ，‘嫌我贫，再给我喝点汤’。非常形象。
那时候，我们小孩最喜欢的小食品还有一种。小贩的肚子前面挎着一个白布围裙，上面有几个口袋，分别装着烂蚕豆，煮云豆，煮豌豆。烂蚕豆也就是煮蚕豆，南方称‘茴香豆’。有浓浓的五香面的味，又面又香，孩子、老人都爱吃。可惜现在没有卖的了，小吃店也见不到了。煮云豆也很好吃，五香味不太浓，但又甜又软，也很好吃。如果想要，小贩还可以为你加工成云豆饼。其实也很简单。用他带着的一块布，把一把煮云豆包好，一只手攥住口，在另一只手上使劲一压，就变成一块圆圆的云豆饼了。用一块纸托回家。煮豌豆另有一种味道，我不大喜欢。
胡同拐角不远，有一家烧饼铺，除了用芝麻酱和芝麻烙的烧饼之外，还有一种用缸炉烙的马蹄烧饼，现在也见不到了。缸炉真就是没底的一口大缸。下面生火，将缸烤热。这种烧饼用发面，里面不放调料，一面用糖和酱油沾上少量芝麻。另一面贴到炉子里面，这样有芝麻的一面烤的很香，另一面有焦脆的一层。单吃就外焦里嫩，很好吃。还可以掰开，夹上油炸鬼、薄脆，或者酱肉，真能香人一个跟头。由于没有多少作料。成本底，卖的也便宜。芝麻烧饼5分钱，马蹄烧饼只要2分。不知为什么，现在马蹄烧饼在北京却绝迹了。
童年的北京小吃，虽然已经多年不见了，那香甜的感觉，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旧京杂忆（6）
–童年趣事
我儿时长个大脑袋，大眼睛。很受大人喜欢。在兄弟姐妹中最为得宠。特别是太太（奶奶）最喜欢我。解放前夕，物价飞涨，父亲失业，和大哥去卖报纸。家里连棒子面都要吃不饱了。父亲有时挣一点钱来，买一个夹酱肉的烧饼来，孝敬给太太。太太常常舍不得自己吃，给孙子，孙女分又不够分的。常常偷偷给我留半块。记得都是在晚上，太太说带我去遛弯儿。把我带到一进院门的放杂物的小屋里，也没有灯。摸黑儿掏出夹肉烧饼给我，还催着：‘快吃，快吃。’那时吃着是太香了。
大人喜欢我，也因为我从小比较懂事。买来吃的东西，有时就让我来分。我也能像孔融一样，挑大的先给太太，再给爸爸、妈妈。然后给弟、妹。最后留下的是我的。当然，最后，大的还会换给我。记得有一次分水果，分到后来，没有我的了。其实是爸爸逗我，将剩下的藏起来了。结果我伤心得放声大哭。伤心了半天。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是北京四合院的生活。但我父母是小教师，只是租住在房东的外院。院里可没有天棚、鱼缸、石榴树。院里有的只是两棵枣树。夏天枣花开时院里一股淡淡的甜香。花儿谢了，枝头长出一颗颗青绿的小枣。我们孩子们就每天眼巴巴地看着、盼着小枣快快长大。等到秋风渐起，枝头的小枣慢慢地变大、变成青白色，再抹上一点红色，可以吃了。心里更着急了。但不到枣全熟了，是不能随便去打的。只好盼着刮风，下雨，会将一些先熟的枣刮下来。如果夜里秋风起，第二天不用大人叫，一定早早起床，急忙到枣树下寻找。运气好就能大有收获。往往能够检到先熟的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遭虫子咬了的，不能吃。
好容易盼到打枣的日子。全家老少一起出动，手拿各种盆儿，桶，竹浅子。父亲和大哥举着用几根竹竿接成的打枣棍，在树上敲打。熟透的大红枣就噼噼啪啪往下掉。大人们说笑着，等待打完了再去拣枣。孩子们可等不了，冒着头顶上的枣雨，争着抢着去拣枣。脑袋上砸得很痛也全然不顾了。谁拣的数量多，拣的红的枣多，个儿大的多，谁的成绩就大。两棵枣树一般能收一面口袋枣。一部分送给房东和邻居，其余留做八月十五吃。当然打枣那天，我们孩子是要吃够的。那天也就是我们孩子们的节日了。
旧京杂忆（7）
–我童年的歌曲
我的母亲师范毕业，解放前就开始做小学教师。她会弹钢琴，会唱歌，会画画。我所记得的第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妈妈唱的摇篮曲了。曲调是古曲《苏武牧羊》的调子，歌词却变为：‘娃娃，整天吃妈妈；不吃饭，不喝茶，整天吃妈妈。。。’。小时侯还爱听她唱凤阳花鼓的调子：‘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改行业，小户人家卖儿郎。侬家没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这些歌曲就是我的音乐启蒙了。
解放了，满街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和‘解放区的天儿，是明朗的天儿，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姐那时上高中，参加宣传活动。记得排演话剧在街头演出。她扮演一个老太太。有两句台词我记得特别清楚：‘西北风，刮得大，没有几天把雪下。买了青布，买棉花，作上棉衣就不怕。’
50年开始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后来美国发动细菌战，到处唱一首歌：‘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它将到死亡的边沿，胆敢发动，发动细菌战。消灭细菌战犯，捉拿细菌战犯。全中国人民一起动员，一起动员’。有一阵子动员全国人民签名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有一首歌曲叫做《王大妈要和平》：‘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吗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吗来签名。动员了东院的小媳妇，说服了邻居李大妈，你看她，东奔西跑要呀吗，要和平。’由于内容有趣，曲调好记，至今我还会唱。我感觉很多歌曲，很有时代特征，当你唱起那个旋律就好象回到了那个时代。互相印证，久久不忘。
后来上幼儿园，有两首儿童歌曲大家也许有印象：‘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替我向他行个礼，全中国的小朋友，我们全都热爱你。’还有就是：‘大红花呀开满地，小朋友拍手来游戏。大家编成个飞行机，飞呀飞到北京去。。。。’。
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莫斯科—北京》的歌声就响遍了大街小巷。同时还有苏联国歌的旋律：‘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随之流行的是东欧国家的歌曲，那时二姐上学学了一些歌曲。听她唱的多了我也记得一些。比如：民主德国的共青团团歌：《兰旗歌》。‘整齐步伐，万众一心，年轻队伍向前进，兰色天空飞扬着兰旗，兰旗飞扬，向柏林’。匈牙利的歌曲：《乔治参军》。‘春风吹动橡树叶儿沙沙响，我们的青年乔治参军上战场。穿上军装，背起步枪，骑着马儿离开家乡，他的爱人马利奥拉送他上战场。’
童年的歌曲，童年的旋律，哼起来就好象回到50年前。那是一个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时代。是欣欣向荣的时代。
旧京杂忆（8）
–蛤蟆骨朵儿和大眼贼儿
我童年时的北京城里，经常有各种小贩串胡同做买卖。磨剪子磨刀的，扛着一条板凳，上面绑着磨刀石。一端的凳腿上绑着一个瓶子，盛着水。还有一嘟噜破布，用来擦刀和试刀的。一手提着一串穿起来的铁叶子，一边走一边哗啦、哗啦地响，作为标记。并不像‘红灯记’里那样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
剃头的挑着一个担子。扁担一头栓着一个脸盆架子，上面放脸盆，下面有肥皂，毛巾，剃头刀和推子，掸子等。另一头是一个方凳，过去称为武凳，供客人坐的。记得架子上有面小锣，一边走，隔一段时间‘当’地敲一下。也并不吆喝。我小的时候最怕剃头，因为这些人，往往手艺不高。推子也不快，推头时常常是连推带薅。加上脖子上紧紧地围着一条脏毛巾，紧的喘不上起来。所以推一次头，总要满头大汗，真是受罪。所以总要等到头发长的不行了，才不得不被大人强按着推一次。
胡同里还有一种人叫‘打鼓的’。就是现在收旧货的。一般都穿大褂，带礼帽。看着像有身份的人。他一手拿着一个大约直径两寸，厚度约半寸的小扁鼓。另一只手拿着个小鼓棰，把小鼓举在自己的耳朵边上，边敲边走。每次连续两声：‘蹦蹦’。听到鼓声，太太就说：‘打鼓的来了，老实点吧。’因为那时候大人老给孩子们讲‘拍花子’的故事。拍花子的就是拐卖小孩的人，据说他在孩子的头上一拍，小孩就会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到地方，要把孩子的眼睛、手指头，小鸡鸡剌下来，放到大缸里腌起来。所以孩子们都怕拍花子的。据说好多拍花子的就打扮成‘打鼓的’样子。所以我们对于‘打鼓的’也害怕。这当然是大人怕孩子乱跑，吓唬孩子的。
我们最喜欢的小贩是卖小金鱼的。他一般戴着个大草帽，也挑一个挑子。挑子的一端是一个大木盆，里面有水，游着各种各样的小金鱼。另一端是一个大竹筐，里面放着很多玻璃鱼缸。他的吆喝声是：‘买。。。大小。。。小金鱼来’。夏天，只要这个声音一响，四合院里的小孩们就急急忙忙地往外跑。先来的孩子就跟着小贩走，边走边看木盆里的小金鱼。小贩看到孩子多了，就会找个阴凉地方放下担子。孩子们就围在木盆边上看鱼玩。看得上瘾了，就问：这条多少钱？那条多少钱？觉得有希望买，撒腿就往家里跑，找大人去磨钱了。虽然小金鱼很便宜，一般几毛钱一条。但对于穷孩子们来说，也是属于奢侈品，不是能常买的。记得磨了几次，太太给我们买了两条红色的金鱼，放在一个圆形鱼缸里。大大的眼睛，轻纱般的尾巴。游起来摇头摆尾，真是漂亮。我们能围着它们看半天，用馒头，窝头渣子喂它们。可惜，大概是由于喂得太勤了，不久就都死了。
金鱼没有了，再想买是不可能了。哭闹几回，大人也不肯再买。鱼缸空着，总想养点东西。好在有个大哥，他有办法。那时我们搬到建国门附近，弘通观小学对面，大牌坊胡同5号居住。那里离豁口（就是现在的建国门）很近。出了豁口，城墙外面就是护城河。平时，大人是不许我们去河边的。怕不小心掉到里面。现在让我们磨得没辙，就让大哥带我们去，用网捞小鱼去。但是小鱼实在太灵活，太狡猾了。半天也捞不到一条。最后，捞到几条小蝌蚪(老北京叫它‘蛤蟆骨朵儿’），把‘蛤蟆骨朵儿’带回家，也很高兴。’蛤蟆骨朵儿’黑黑的，大脑袋，小尾巴。放到鱼缸里，游起来成群结队，也很有意思。尤其是长得快，几天工夫就长大了。尾巴两边长出两只小脚，看着很有意思。捞蝌蚪时从河里捞了一些绿色的水草，放在鱼缸里。后来发现，水草上有一些小水泡般的点点，也在不断地变大，不断地变透明，水泡里好像还有东西。有一天早上，发现缸里有几条小鱼在游动，真把我们乐坏了。这些小鱼大约只有两毫米长，浑身透明。身子很细，但却有两只大大的眼睛，很亮很亮。我们就叫它们‘大眼贼儿’。‘大眼贼儿’是野鱼的后代，好养活。吃的多，长得快。只是颜色不好看，而且总是比较怕人，不象金鱼那样悠然自得的游，而是躲在水草里。游起来吱溜，吱溜的飞快，所以叫它们‘大眼贼儿’。‘大眼贼儿’很快就长成小鱼的样子，我的鱼缸又生机盎然了。从此后，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去护城河捞‘蛤蟆骨朵儿’和水草，不再买金鱼了。
03/19 2006, 11:19
旧京杂忆（9）
–洋车和前门火车站
大约在5岁左右，我们家搬到靠近豁口（现建国门）附近的大牌坊胡同住。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但院内地面比胡同的地面要低2尺左右。院子很大，院里坐北朝南有座二层小楼。我们住在一楼的两间里。对这个家我的印象不深。因为父亲很快到北京铁路局，天津铁路第一小学当校长。把我带到天津去了。只记得家的斜对面就是母亲教书的弘通观小学。称为弘通观，大约过去是座道观。我5岁左右曾跟母亲一起去上学，和学生们一起听课。但毕竟年纪太小。只会贪玩，不久就不愿意去了。
我的姥姥家在东直门南小街。是座路西的两进四合院。从大门进入后是一条过道，过道的北面有一个门，门里是一个跨院，有两间东房。从过道再向里走要过一个穿堂门，要上下很高的台阶。进二门后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正房3间是姥姥和二舅住。东西厢房租住着房客。从正房和西厢房之间的过道再向西，有一座小门，通向里院。那是我大姨妈住的院子。有三间十分高大的正房。房前有棵大枣树。南墙上还有一个门，进门有一个南院，里面是厕所，还有两棵枣树。整座院落实际上是我大姨妈的。因为大姨夫是驻苏联的领事。家里比较富裕。
我曾经在大姨家住过一段时间，大姨家的正房进门是客厅，迎面是一个长长的条案。上面放着掸瓶、帽瓶、茶叶罐等等瓷器。墙上挂着中堂和八扇屏。条案前面是八仙桌和太师椅。旁边茶几上有茶具，下层有一副围棋。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那时年龄大概也就只有4，5岁，因为我可以轻松的钻到八仙桌下面去玩。正房的东屋是大姨夫的书房，进门看到的是占据一面墙的顶天立地的书柜。硬木，黑漆，黄铜钌铞，十分气派。现在我的家里也放了一面墙的书柜，当然材质和做工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喜好大概是从小在大姨家的影响使然。
记得小时侯妈妈常带我去姥姥家。从家里雇一辆洋车，也就是骆驼祥子拉的那样的人力车。妈妈坐在座椅上，我站在她身前。洋车有两个大大的车轱辘，前面有两根长长的把手。放下时车座是斜的。等客人坐上，洋车夫抬起扶手。座位才平了。从我们家到姥姥家要经过朝阳门南小街、北小街、东直门南小街。那时小街是一条小土路。一到下雨，满街是泥。记得有一次去姥姥家，正赶上大雨倾盆。虽然拉起车棚，放下门帘，还是浑身都淋湿了。路上水流成河，车夫趟着水在路上跑。好象小船在水上划，所以印象深刻。
搬到大牌坊胡同不久我就随父亲去天津了，记得是放在一个全托的幼儿园里。每周日才接回来。印象里幼儿园是在昆纬路上一个大铁门里。对幼儿园唯一的记忆是每周末下午发给我们一个水果：苹果、梨、或者一节大甘蔗，而且都是很大、很好的。但发时就说明不许马上吃，要带回家去吃。大概为给家长看吧。那时母亲和太太一家人还在北京。所以大约每个月父亲都会带我回北京一次。那时铁路职工有免票，可以随时乘火车。印象里那时的火车很慢。天津到北京240里，火车要走4~5小时。下午上车，到北京天就黑了。火车一过丰台，车速就减慢了。看到永定门的城楼后，旅客就开始准备下车。进前们车站之前，要沿着城墙开行一段。我每次趴在车窗上，看着巍峨的城墙，就有一种回家的兴奋感觉。可惜现在火车不到前门站，城墙也全部拆光了。从前门车站的站台出来，站前广场上有大量的三轮、洋车兜揽生意。多走几步门楼下面可以乘有轨电车。还有一些带棚的马车停在站旁。一般是有钱人才坐的。篙头大马，车厢和西方古代的两轮马车一样。有亮晶晶的铜装饰物，边上还挂着一盏马灯。记得父亲带我坐过一次。让我兴奋了好久。这大概是我们家搬到天津之前的对于北京的最后印象了。后来由于母亲也调到天津，我们全家搬到天津居住。直到上初中后，我才再次回到我的故乡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