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北京的理由

（湖南卫视供稿）  萧功秦*

一般而言，上海人往往对北京人有偏见，反之亦然。我作为一个老上海，却愿意把最喜欢的城市这一票投给北京。多年来，我几乎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到北京出差，到过中国大多数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自费在中国大地上漫游了两万里，历经十二个省，到过四十一个城市。多年以来，在我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城市象北京那样深深地吸引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上海的人，我喜欢北京基于三点理由。

首先，是北京的厚重深沉的历史感。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78年，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忘却当时见到天安门时强烈的第一感受。从长安街一眼望过去，天安门是那样的安谧、深沉而又稳重，内向而又不失博大，肃穆而又不失宽厚，似乎通过一种极为抽象的方式，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的民族性格的内敛性与沉稳性。它又在无形中体现了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的沧桑感，那种体量感和实体感强烈地冲击着你的视觉。一般而言，风景照片总是比真实的景物更美，然而我总觉得，唯有真实的天安门与长城，籍助于它们那巨大的空间感，因而是任何照片都无法把它们的内在的美捕捉下来的。（图1）

长城、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还有故宫中的太和殿广场和天坛，广场上那斑驳的青草和残缺不全的平板石块，在这种人文气氛中浸淫，一个人会在巨大的历史感中感到渺小的同时，又会被这种历史意识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之中，就会在无形中变化了自己的气质，涵养出一种大气来。北京人普遍都有这种大气。北京人会油然而生一种匹夫匹妇的历史责任感。相对而言，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城市能象北京那样，古代建筑群体对市民性格的形成具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图2）

我的第二次到北京是在85年9月，那时我刚完成一部书稿《儒家文化的困境》，书稿的内容，是反思中国保守的士大夫，在多大程度上应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的挫折与失败负责。我在北京修改书稿的住处，就是前海西街恭王府内的一个小房间。人们告诉我，窗外30公尺，那座黑影幢幢的殿堂，就是当年恭亲王的签押房（书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的1860年10月，恭亲王正是在那座殿堂里，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在深夜我常常在那殿前漫步，凝视着天空中的繁星，以及大殿前那数百年的古藤，它一定在120多年以前听到过恭亲王与英国额尔金勋爵匆匆进出的脚步。这时，一种颇带伤感的史诗般的历史感，便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在改定书稿的最后一夜，在书的后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切身感受：

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你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

说实在话，这种深切的激情与感受，只可能在北京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会产生。我想，这些由传统建筑所透露出来的北京特有的沧桑感，那古城墙与胡同杂草所透露出的残缺美，似乎总是在告诉你：你是中国人，你生活在历史荫庇中，你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摆脱历史与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你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天下意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人文情怀，我想，在北京，从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工人到出租车司机都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虽然这些芸芸众生并不是中央官员，但他们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对中国的一切指手划脚，有义务心忧天下，关心这一切。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到，当你置身在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或愚园路的林荫道上时，你很难产生这种深沉的历史感悟。

我喜欢北京的第二个理由是：北京是中国各城市中思想最为丰富活跃、最为多元化的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象北京那样，吸引了如此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北京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各种研究单位林立，信息来源丰富，各个单位机关吸纳人材的能力比任何城市都强，提供你出人头地的机会更多。从五四运动以来到建国以后，全国各地那些最有才华，或自命不凡、怀才不遇又想寻找发展机会的人们，都会向北京汇集。北京就象是一根巨大的虹吸管，把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知识“野心家”们吸纳进来。这些“野心家”们相互呼应激荡，形成一个大磁场。久而久之，北京就形成了一种其他城市见不到的特殊人文氛围：各种沙龙和文化小圈子层出不穷——国粹派、激进派、保守派、自由派、先锋派、后先锋派，以及后后先锋派，各种思想和主义的代表人物，浪漫的行吟诗人，超现实主义的画家，玩世不恭的痞子作家，以及孤芳自赏的战略“纵横家”们，几乎都可以在北京各种圈子里找到自己的归宿并自得其乐。任何一个外地读书人只要在北京住下来不久，就会很快找到属于自己的物以类聚的小圈子，并在那高朋满座的房间里吞云吐雾，发一通满座皆惊的高论，幻想着自己雄伟的未来计划实现的日子。当年北京的画家村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来自边缘省份的小知识分子只要到了北京住上不到半年，就会变得自命不凡。他的谈吐与自信会让自己的老乡感到自愧不如。久而久之，这种气氛又会形成强大的磁场效应，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新的青年“野心家”们。

实际上，北京知识分子精英中，真正的“老北京”并不多，但北京胡同文化特有的亲和性，使新老北京人都会享受到串门的乐趣。北京的胡同文化特有的人情味。浸淫着新老北京人，使北京人成为全国各城市中最喜欢串门的人。正是它造就了北京城市文化的温床。没有了胡同也就没有了北京性格。北京人有如此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以致于使一般上海人觉得北京人浮燥，这只能说部分正确，事实上，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面红耳赤的争辩，恰恰是城市文化生命力的某种表征。有时我总在想，如果世上没有了北京人，中国的思想与精神的丰富色采无疑将会大为逊色。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喜欢北京人的第三个理由，是北京人的豁达开朗、豪爽与热情。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北京人乐于助人，并以此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与能耐。这是使上海人足以汗颜的。我记得第一次去北京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向一位正在冲洗汽车的中年工人问路，那位满口京腔的北京人指了方向后还加上了一句：“实在找不到，就到这里来挤一个晚上吧。”这件事情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虽然，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北京也并非多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上海则是从来不会出现。后来，我也始终得到北京许多朋友的无私的帮助。

北京人对朋友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可能与北京特殊的生存环境有关。一般而言，由于前面所说的北京的文化磁场对外地人的虹吸现象，多数外省人到了北京，只身一人，孤立无援，正是志同道合的北京朋友向他伸以援手，使他摆脱了生存的困境，并得到立足之地。此后，他也会习惯成自然地把援助后来者视为成功者的一种人生义务。于是就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相比之下，上海人很少得到别人的帮助，大多数上海人成材，靠的都是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得益于他人者甚少。这是因为，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外地人都很少。上海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常住户口的本地人，他们已经有了户口，无须别人的帮助，只靠自己的努力就行，久而久之，谁也没有把帮助别人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义务来对待。北京人依靠自己朋友的圈子得以立足，而上海人则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就成为一种心习。

当然，任何概括都会有其局限性，以上所说的北京人的特殊性格，并不是北京人的性格总和，也不是北京人性格的的平均数，而是一种较多出现在北京人身上的典型习性。每个北京人作为个体而言，吸收这种典型性格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与这种典型性格可能有或近或远的距离。然而，在北京人中这种性格出现的概率特别高。一个青年人在北京生活几年后，无不多少受这种性格磁场的影响而被磁化。

如果要我通过向北京提出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忧虑，我的问题就是，北京，你为什么越来越象上海了？不久以前，一位北京朋友陪我去逛王府井。在那里，我仿佛看到的是另一条南京路。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个性，一个城市的个性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个性这一最宝贵的无形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一方面，各省市由于摆脱了计划经济的大一统的约束，比过去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这似乎更有利于城市向个性化方面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潮流，本身又具有同质化的强大力量，现代化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的普世化，意味着钢筋水泥化，霓虹灯化，北京胡同的命运似乎由此“注定”。现代化似乎又同时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如同秋风扫落叶似的、席卷而来的功利化、世俗化，而这又对北京人的古典性格产生强大的冲击，北京人特有的历史感，以及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豁达的豪杰性格，也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淡出。

其实，欧洲许多国家早就意识到现代化与城市个性之间可以相互并存，当你走在巴黎那些石子铺的路上，想象着路易十六或拿破仑曾经在你身边这些磨光的石子路上经过时；当你在日内瓦附近的古堡里感受着时光流转时，你会产生一种淡淡的妒意：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缺乏这种历史审美意识？衷心期盼着北京的市民们能保持你们性格的魅力，也期盼城市规划者们与决策者们，至少能意识到，城市的个性，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必须保持它的个性，不要等到北京人的未来子孙全都生活于钢筋水泥的蜂窝中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